“怎么，地还没包好，进来坐会儿吧。”
“不了，牛该喂了，有空来坐啊，”他蹒跚着步子向牛屋走去，我们来时他就在喂牛，也不知喂了多少时间。
屋里依然是熟悉的茅屋味、案桌、小凳、灶台、一样不缺、干干净净（初来时的新桌子，小凳，鍋，水缸，雨中厕所的草帽，桌上的油灯，写信，队长在窗洞口喊出工），我和尚文定的房间两张空罨床，床杆光滑，透着岁月的白色，明伊的房间也很干净，箱子上三只小小的骨灰盒，冬天没有花，放着几枝杨槐树枝，她的床也是空的，很干净，我坐下，屋子里很静，也井井有条，看了看，我对他们说：“我这回来，是带你们回去的，上山下乡结束了，他们都回去了，都结束了，”说完我很伤心，想起我们一起来这里，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现在我要一个人带他们回去。
我难过地坐了一会儿，天色暗下来，夕阳已在天边。
我去队长家，庄里的小路，小水塘，菜园地，我都是熟悉的。
一进门，队长老婆一愣，烧火棍都掉了下来，差点引燃旁边的柴禾，她手忙脚乱地踩灭了说：
“哎哟，是小蛮子回来了，”然后迫不及待地朝后院喊；“孩子他爹，你看谁回来了！”
我听见院子里响起脚步声，没想到他已经回来。
我赶紧走进院子，队长看见我也是一愣。
“哟，是小蛮子！”
“是啊，队长，你好啊！”
他家的人都出来了，大顺子已结婚，憨厚地笑着，媳妇站在他旁边，干干净净的一个青年女子，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大大方方地朝我一笑，想必她也知道我是磨屋里的人，一个调皮捣蛋的知青（院里窗下枣树、青石板路），看到他们一大家子惊喜的样儿，一股暖流在我身上流动，这一大家子生活在偏僻贫困的乡村，但健健康康，和和睦睦，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你们都好啊，”我真诚地问候，也是我真挚的希望。
“好好好，”队长高兴地说，随即对大顺子说；“去把队里的人都请来，在这里吃饭。”
“嗯呐，”大顺子应了一声，立刻出去。
队长的意思我明白，就是各家各户都来一个当家的，以前队里有什么重要的事，他都这么做。
队长老婆一边忙里忙外一边说：
“小蛮子啊，你咋今天回来呢，中秋节咋不回来呢，一个人在外真够苦的。”
“哪里，这四年过节，局长老婆都把我和韩国民叫过去。”
“真是好人啊！”
“是啊，他们都挺好的。”
听说我回来了，不一会儿院子里挤满了老老少少，我不停地一个劲地发烟，这些纯朴的人，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也是我最感恩的人。
翠花挤过来说：“你总算回来了，”她的小豆子挤到她前面，看着我，翠花问；“你认识他吗？”
“是小蛮子，”他大声说，大家都笑起来，非常愉快。
“你咋这样瘦呢，”翠花上上下下打量着我说。
“可不是嘛，”队长老婆说；“离开魏庄的人都很瘦，也不知外面的日子咋过的。”
这个从没离开过这块土地的人，确实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咋回事。
院子里开始摆桌子，窗下的枣树，青石的路，三张案桌拼起来，妇女和小孩陆陆续续地退了出去，翠花带着儿子留下，十几个当家的坐定后，菜摆上来，主要是今年的新花生煮了一大盆，其它的就是红烧肉，自己种的白菜，自己发的黄豆芽，还有鸡蛋炒辣椒（红红绿绿的这个菜始终让我发怵），菜摆了满满一桌。
我把带来的口子酒，奔月烟拿出来，我带的量不少。
“你太破费了，”会计说。
“不，我非常开心。”
“嗯呐，”队长说；“小蛮子就是一个开开心心的人，一直这样。”
“就是的，”队长老婆说。
队长为大家斟上酒后说：
“干！”
“干！”
“好酒，”队长说；“今天是好日子，地包到户了，小蛮子也来了，正好庆祝，以后的日子要好过了。”
“是啊，从今往后的日子有盼头了。”
队长再次为大家斟上酒说：
“敬邓公一杯，祝他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干！”
我衷心感谢邓公，他实行改革开放，结束上山下乡，让知青们回了家，今年春节，家家户户应该是最开心的一年。
我们意气风发地干了这一杯。
那天晚上，我们吆五喝六地喝得很晚，拳划得震天响，土地承包到户了，我从来没见魏庄人这么兴奋的，满脸红光，仿佛他们的灵魂被点亮了。
然而，当我说到我明天将把明伊姐弟俩和尚文定骨灰盒带走，大家沉默下来，翠花和秀兰还有队长的老婆不停地抹泪。
队长说：
“小蛮子呐，唉，大家都别为他们太伤心了，”说着他用粗壮的手抹了一下眼泪说；“人呐，总得往前看，魏庄就是这么过来的。”
是啊，魏庄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这次来，还得去街北队一次，可是我的假期不允许我多耽搁，所以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赶到街北队，看望大娘，她看我一切都很好，在惊喜中不停地抹泪，这是她全部的感情和思念，队长和会计也是非常激动，一个劲地握住我的手，这是我离开四年后第一次来看他们，他们也包产到户了，看他们喜悦的样儿，我有说不出多宽慰，所有的烦恼一扫而光，他们真心和好了，我从来没看他们有这样舒心的笑容，大娘也是，他们要勤劳致富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他们身上开始了。
两个小时后，他们把我送到街西口，我不停地向他们挥手告别。
当我回到魏庄，太阳已升到天空，变得非常明亮，魏庄的人都在磨屋等我，在队长老婆、翠花、秀兰的帮助下，我把明伊姐弟俩和尚文定的骨灰盒放进马桶包里，然后我出来，把磨屋门锁上，把钥匙交给了队长，我们三个在魏庄的时光结束了，当翠花帮着我把马桶包背起来时，他们看我的眼神好像我从魏庄，从他们身上拿走了什么东西似的，人群中响起了妇女们的抽泣声，他们一直把我送到村西口，当我沿着小径穿过老荒地，走到魏庄的地界，我停下来，他们还久久地站在那儿。
“不急呐，大爷！”
“他们在丈地，要天黑了才回来。”
出了县汽车站，我没去化肥厂，直接走上了去魏庄的路，那是一条老路，它不穿过村庄，四十多里小路一直在田野里穿行，当中午的太阳还在温暖地照耀这片土地时，我已远远看到了蓝天下的魏庄，河堤上高高的洋槐林，已失去夏日的枝繁叶茂和爽朗的风声，只留下嶙峋的骨枝，在风中微微倾斜，中午的炊烟袅袅升起，在天空抹上一缕青色，我仿佛听到了明伊的声音：“快回来吃饭吧。”
过了沱河，进了庄，静悄悄的。
我刚到门口，又碰到了喂牛的，他挎着刚洗净的料草，从沟那边过来。
“好、好、好，来看大蛮子女蛮啦！”
“是啊，大爷，这回来是把他们带回去的。”
“噢！是这样啊，得把队长招回来哪，”他放下料筐，接过我烟说。
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手印，翻开了农村改革开放的第一页，同月云南知青上访。
他对上山下乡运动评价的“三个不满意”在知青中广为流传，他不无幽默地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知青们又给他添了一个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长达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结束了，知青成了历史。
“哟，是小蛮子呐，回来啦！”他喜叫道。
“是啊！大爷您好啊！”
火车站渐渐冷清下来，我到这个小城已第四个冬天了，我还没回过上海，两年学徒期没有探亲假，第三个冬天和大徐家的人在灵县过的春节，今年我可以回家过年，同时把明伊和尚文定的骨灰盒带回上海，因为我害怕春节前那段寒冬腊月，怕它的冰天雪地，怕它肆虐一切的凛冽北风，所以在它来临前，我挑了一个日子，背上我来时的那个马桶包，踏上了去魏庄的路。
那是初冬的一个早晨，天气很好，也很温暖，天空辽阔，太阳明亮，对一个冬天来说，它是最好的日子。
10月恢复高考，我想起了明伊和尚文定。
次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个时代结束了。
在知青大返城的日子里，我那个小县城的火车站天天人山人海，我和已招工的知青天天去送返城的知青，替他们买车票，为他们托运行李，那时候没有熟人运行李和买车票不知要等多长时间。
全国有知青的那些山乡、农场、军垦、以及边疆仿佛一夜之间人去楼空，看到火车站一批又一批欢天喜地回家的知青，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和难过，如果明伊和尚文定还活着，也一定由我买火车票，由我送上车，也一定像大嘴青蛙和白文静那样身子探出窗口，久久地向我挥手告别（来时他们在车窗向我父母挥手告别），而他们还留在魏庄。
1979年，这是一个美好的羊年，把儿女们送出去的城市，纷纷向困境中的知青伸出温暖的手。
这一年成千上万的知青大规模返城：顶替（父母退休子女顶）、病退、特困、等等，只要有个理由都可以回城，云南军垦一些农场知青太多，公章要近两百天才能盖完，干脆把公章用麻绳系好吊在窗口，来者自盖。
韩国民回来后，我告诉了他，他噙着泪沉默了良久。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1977年7月中旬，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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