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从上海带来的。”
“我知道，”我说；“我第一次到大徐家，大嘴青蛙就告诉我了。”
“我没写信给你，但我知道你一直很好，”她说。
“我明白。”
“那就好。”
从接下来的谈话中，我知道了苏新新最近的情况，她说得扼要直接；一个星期前，她办了离婚手续，现在回来办回上海的手续，虽然之前已是县委常委，但不是正式招干的干部，她的行政关糸仍在大徐家，是知青，根据政策可以回上海，顶替提前退休的母亲，但她母亲是街道主任，是国家正式干部，这个职位不能顶，只能进街道办的大集体，安排在缝纫组，而她丈夫66年在一次混乱中失手打死了一个人，现已查清，作为刑事犯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在原籍执行，为了孩子的将来他坚决离了婚，这样苏新新和小建设就可以回上海了，不必待在农村（因结了婚就不算知青了），这个家就这么散了，至于他们的孩子，这个小建设，在不到一岁时得了脑膜炎，他们工作忙，受到了忽视，没及时治疗，命保住了，但留下了后遗症，就是眼前这个样子。
没想到她后来的生活是这样的，我实在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沉默了一会儿我说：
“你们今天走吗？”
我看看房间，看看她整理的东西，一个旅行袋，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挎包，这个包她一直背来背去，算来快十一年了。
“是的，我没什么东西。”
“箱子呢？”我问。
“箱子大徐家的乡亲想要，被子，衣服什么的我都给了他们，也省得我再打行李，所以我没什么东西，也不让他们送，最后十里路，我想和小建设自己走。”
“是这样啊，什么时候走？”
“现在就走，”她说。
接着，我和她把屋子打扫干净，床、桌子、凳子、锄头、镰刀、锹都放好，在放锄头镰刀时小建设说：
“妈妈，这些东西不带回去了吗。”
“不带回去了，这是生产队的东西。”
“噢。”
然后，我挎上她的挎包，扛起她的旅行袋，虽然不重，但长路无轻担，我们要走十里地呢，她再检查一遍屋子，一切井井有条，她背起小建设，关上门（和所有的知青点一样，这个知青点也关闭了），上好锁，钥匙留在上面，我们出发了。
出了村庄，平原无边无际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包产到户了，平原里没有一长溜一长溜集体劳动的人，只有星星点点的人在那儿，仿佛在整理自己的田地。
这十里路不经过村庄，视野相当开阔，无边无际。
当大徐家快脱离我们视线时，当大徐家在天边变成隐隐一线时，背着小建设的苏新新突然停住脚步，转过身来，向大徐家方向眺望，我知道她在向大徐家告别，在向这块土地告别，无疑也在向郑建国告别。
蓝天辽阔，平原无边无际，太阳明亮。
我不用看，也知道她眼里有泪水，但她克制住了，可我没有，看着这块有着我们过去岁月的广袤的，我们生活过的，一如郑建国说的，留有我们磨难的青春岁月的土地，我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妈妈，舅舅为什么要哭呢。”
“因为我们要离开这块土地了。”
“离开这里要哭吗。”
“是的。”
长风吹过，吹动她的额发，吹动她的衣角，她一动不动站了良久，然后一声不吭，转身走了，我赶紧跟上。
中午时分，我们到了公社（那时已通客车），一个小时后，我把她们母子俩送上车，车里很空，她和小建设在窗口不停地向我挥手，客车颤抖了一下，鸣笛、掉头、拐弯，在我们来时的那条砂礓路上摇摇晃晃地开走了。
我要搭下一班车回灵县，再搭车回自己的县城。
我在公社留连，在街上留连，因为不是赶集日，街上冷冷清清，我站在十字街口，望着昔日的小邮局、小饭馆、小医院、杂货店、看看公社食堂，大院，摸摸老柳树，看看知青办公室，里面空无一人，这个办公室不久就要撤销了，或者钉上别的牌子，我不知不觉走出公社，来到庄口，看着那条通往我们大队的土大路。
午后的冬阳宁静地照耀着，天空微蓝，平原无边无际，大雁点点，村庄隐隐，四下里一片寂静，土路笔直地伸向远方，我看看路边掉光叶子的行道林，看看下面干枯的草丛和干涸的沟，冬风吹来，枯草摇摆，一阵一阵沙沙地响，我不禁想起那个枝繁叶茂的夏天，我们赤着脚，扛着行李，从公社走向魏庄，那脚印、小桥、沟水、小癞蛤蟆、蒲公英和搁在一旁的腰鼓、想起魏庄、光头队长、大徐家、以及后来的种种一切，我不免想，今后还有谁会知道，在这块偏僻的寂静的贫瘠的广袤的土地上，曾有过那么多不平静的心灵，不禁想起背包里的明伊、明伊的弟弟、尚文定、以及永远留在那儿的郑建国，在那个枝繁叶茂的夏天，我不曾想到，我现在会以这种方式背着他们离开这里，往事和泪水不停流淌，我止不住地低泣，不停擦泪，可我低头擦泪时，不仅又觉，得那些离开我们的心灵，或许，会使我们变得更强大。
笔直的大路。
静静的田野。
2018年2月26日 上海
“我也是。”
说着，她接过像卷起来用一旁的报纸包好，再把两条竖贴卷好，包好，放进旅行袋里说：
我想拿给她看。
“不不不，别打挠他们，让他们安安静静地上路吧，来，过来小建设，”她对那小男孩说喊；“舅舅。”
“舅舅，”那小男孩最多两岁多一点，他轻轻喊了一声舅舅，抬起头来，看着苏新新说；“妈妈，为什么你的亲戚都喊舅舅。”
“是的。”
那小男孩似乎知道我们要说话似的，走到刚才的小凳子，安静地坐下。
“真没想到是你，我很高兴，”她对我说。
那是苏新新的声音。
我赶紧走进屋子，靠墙的案桌上，搁着一只四方小凳，她站在上面，看见我一惊；那小男孩大概两岁，刚才坐门右边的小凳上，突然看见生人进来，腿不方便似地站起来，一瘸一拐地朝妈妈那个方向挪。
“小心，慢慢下来，”我一边对苏新新说，一边当心小男孩，他一瘸一拐地。
“我们是一个地方来的。”
“是我们要去的上海吗？”
“都放好了。”
“放好了。”
那是小孩子的声音。
“那是毛主席像，我们要带着。”
“当心像，我没事，”她一边说，一边把墙上两条竖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拿下来，递给我，然后扶着我的手下来，站好后说；“你怎么来了？”
我说了原委。
她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我背后的马桶包说：
“是你啊，”她说。
“是啊，”我用大半个圈子绕过小男孩，快步过去扶她，接过她手里的像，我生怕她受惊掉下来。
我一个人匆匆走着，背着包，冬天也没有鸟儿，田野里很静，天空晴朗，当我穿过熟悉的梨林，走近大徐家时，走上这条只修了一半的土大路时，我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这个我第一次认识大徐家人的地方，现在人去楼空了，只有郑建国的骨灰撒在这儿，我停在土路，面向这块土地，背着包，低头默哀，向郑建国告别，他永远留在了这儿，想起种种往事，我望向大徐家人的住所，它就在那排茅屋后面，就在我这么望的时候，突然从那排茅屋后面传来轻轻的人声，我感到非常奇怪，我送大嘴青蛙他们回上海时，大嘴青蛙和白文静告诉我，他们是大徐家最后离开的两个人，也是我们公社最后一批返城知青，会是谁呢？
我下大路，跳过沟，走到后面的空地，那门半掩着。
“妈妈，为什么要把像拿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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