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好，叫上韩国民，我们一起去，”她说。
“他上总局了。”
“上总局了？”
“是的。”
“真遗憾，他们说他人很好，很稳重，和你住在一起很放心，所以这次来特想见他。”
“以后有机会的，”心想，明伊和尚文定去世了，明伊也没见到韩国明，要不大家聚在一起肯定很开心，再也不会有那样的日子，真的很遗憾。
小城的饭馆有四五家，不大，我挑了一家，稍干净的，有玻璃台面的，那时去饭馆的人很少，我们又去得早，所以没有人，服务员趴在桌上打瞌睡。
我到售窗口要了一只烧鸡（这里的特产很有名），又要了红烧肉，猪蹄，豆腐，豆芽，凉拌黄瓜，花生米，要了两瓶口子酒，我知道农村没什么吃的，要他俩好好吃一顿，他俩太瘦。
我们坐靠窗的位子，外面是幽静的古街，两边行道树枝繁叶茂，拱形般遮住了小街，光线较暗，但很荫凉，很静。
菜摆开后，白文静连连说太多了，我们都不好意思了，我说特意多买的，就好好吃吧，我在三个小酒盅斟好酒，拿着白底蓝边的酒盅，站起来说：
“我真心敬你俩一杯，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哎呀，客气什么，快坐下，坐下，其实我们挺喜欢你的，来，干杯！”
“干！”
又干了两杯，大嘴青蛙放下酒盅，看了看白文静，然后正视我，用一种低音说：
“我们是代表大徐家人来告诉你一件事的。”
“什么事？”
“郑建国。”
郑建国？我吃了一惊，大徐家有那么多知青，怎么也没想到是他，他能有什么事，他做事稳重，彬彬有礼，思想先进，能为别人着想，身体健康、结实，能有什么事呢。
但说的人严肃，听的人也严肃，这是他们此行的目的，他们尊重我，亲自来告诉我，而不是写信，停了一会儿，让我有个思想准备，我屏住气息，他看着我说：
“我们来过一次，你不在，说是你这时候回来，很不幸，他去世了。”
一开始我没有震惊，没有天昏地暗，也没有眼泪，只是惊得张大了嘴，这完全出乎意料，所以我的表现就是张嘴、呆然、饭店里很静，没有声音，停了一会儿他说：
“一个星期前晚上，厂里出事故，他指挥抢修，一辆拐弯的卡车撞倒了，他我们陪了他三天三夜，还是没抢救过来，他就这样去世了，他醒过来时问起过你，我们说你出去工作了，他费力地点了点头。”
现在明白了，这个噩耗从他们严肃的嘴里说出来，我理解了里面确切的含义，我产生了一种极大的痛苦和悲哀，我很想表达这种悲哀，但我没有这个能力，痛苦这个词太抽象了，它不能表达亲友去世的那种痛苦，它超出了语言的范围，只有眼泪，心的颤抖，饭店里很静，浅兰桌布玻璃上的反光、油亮的红烧肉、白色的酒、黄瓜的绿、白色的墙、映着我初到大徐家、空地、新栽的树、茅屋、招工、他伏案的背影、披着棉袄垂着的袖、听到明伊死讯扶眼镜、念悼词、鞠躬、电话那头的声音、你好吗，这些图景迅速显现，他俩没再说话，他俩的眼睛既严肃，又担忧，泪水反着光看我。
“那他的骨灰呢，”过了一会儿我问。
“按照他的遗愿，我们撒在了大徐家的土地上。”
大徐家门口那条土大路，两边无边的田野，和上面的日月星辰，他安息在它们的怀抱里，我的心平静了，这是他希望的归宿。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为郑建国哀悼。
接着大嘴青蛙说：
“为郑建国干一杯！”
“干！”
放下酒盅坐下后，大嘴青蛙看着我说：
“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还有一件事？我的心刚平静。
“是的。”
“苏新新结婚了，”白文静说。
“结婚了？”
“是的。”
这让我非常震惊，突然结婚，为了什么，想彻底忘掉郑建国。
“和谁结的婚。”
“据说是县委一个志同道合的人。”
“志同道合？”
“是的。”
“当地人？”我问。
“不，省城的。”
“这里有合肥的知青？”
“不，是省城提上去，到这里锻炼的。”
“他多大了，”不知怎么的，我为苏新新担忧起来，不知她今后会怎样。
“比苏新新大两岁。”
“是大学生？”
“是的。”
“你们没见过他？”我继续问。
“没有。”
“你们没参加她昏礼？”
“她没有请我们。”
“其他大徐家知青也没去？”
“是的。”
“为什么？”
“说不清。”
我非常难过，他们一直有分歧，她连我也没请，孤零零地一个人参加了婚礼，不知她是什么心情，想起她对我的关心，我斟好酒站，起来说：
“为苏新新干一杯！”
我原以为他们会犹豫，但没有。
他们站起来说：
“干！”
他们没有忘记她，这让我心里舒服许多。
那天晚上，大嘴青蛙和白文静在我们护城河边的地震棚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们搭长途汽车回大徐家，我拎上工具爬上卡车，去维修线路。
三天后，他们来信告诉我，他们很好，让我放心，并向韩国民问好。
“不了，”我说；“招工了，真心想请你们吃一顿，也很高兴。”
大嘴青蛙看看白文静。
“知道了，”我说；“你们还好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我狐疑地问。
“我们还好，有人不太好。”
他俩突然出现，肯定有事，大忙季节他们从不出去玩，只不知谁不好，肯定和我有关，不然他们来干什么呢，我正等着他们说，草丛里的蚊子嗡嗡地攻击我们，白文静不停地挥动蒲扇，坐不下去了。
“你们食堂这么早开饭，”大嘴青蛙说。
“不，上饭馆吃，边吃边说。”
“还是食堂吧，买回来吃也挺好的，”白文静说，她知道我学徒工资少，还要家里补贴一些。
地震棚的日子是难熬的，十几个人挤在路边矮小的地震棚里，外面是卷着灰尘的滚滚盛夏热浪，里面是鞋臭味、汗臭味、工作服味、晚上草丛和河边的蚊子成群地攻击我们，床下百脚虫和蜈蚣爬来爬去。
一天下午（我们刚从盛产梨的那个县回来，离我们大概三四百里地，我们在那儿的旅馆住了十多天，维修线路），我刚下卡车，疲惫地拎着工具走进地震棚，发现两个人坐在我的床上，我一进去，他俩转过身来，是大嘴青蛙和白文静，午后的阳光照亮他们半边脸，我先是一阵兴奋，招工分手后还没见过，然后是吃惊，他俩又黑又瘦，原来的快乐不见了，疲惫地向我一笑，站了起来，我赶紧请他们坐下。
大嘴青蛙穿着破旧的短袖汗衫，头发很长，一副蓬头垢面的知青相，白文静整结一点，穿一件刚洗过的白衬衫，卷着坏了的袖口，干燥的短发拢向脑后，侧面夹着灰色的发夹，两人又黑又瘦，显然一直在田里劳动，但那种疲惫仿佛经历了什么灾难似的，我没问，赶紧过马路，到对面的局里打来水，让他们洗脸檫汗。
“我们去吃饭吧，”我想了一想说；“坐下后安安静静听你们讲。”
我想安下心来，不想心慌意乱。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刚到他们就来了。
“爬电线杆子又累又危险，你要当心哪，”她又打量一番说。
接着是盛夏，又到了枝繁叶茂，知了竭力嘶叫的季节，我们天天汗流夹背地穿青纱帐，过村庄，维护线路。
在这个忐忑不安而又炎热的夏季，发生唐山大地震，百十万人的唐山被抹平，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真是小儿科（韩国民语），数不清的伤员被紧急疏散全国各地，我们小城也分到许多伤员，我们去火车站抬，大多数是头缠白绷带，缺胳膊断腿的伤员，还有许多小孩，他们大多被安置在放暑假的学校里，紧接着在上级指示下，全县都用毛竹苇席搭起了地震棚，还设立了测震小组，人心不安，看到马路边和护城河边大大小小形状不同的地震棚，真有一种世界末日来临的感觉。
“是啊，我们也没想到你会住地震棚，乡下没这么紧张，”白文静上上下下打量我说；“你好吗，又黑又瘦，圆脸变尖脸了，你很忙吧。”
“是啊，一个夏天没停过，刚回来，到了冬天就清闲了。”
“我们知道。”
换下工作服后，和他们坐在地震棚下面的河边。
“实在没想到你们来看我，乡下正忙着哪。”
回来后仍然没什么工作，北方的冬天很漫长，我们依旧蜷缩在宿舍，我看书，他做木匠，仿佛生活又回到了过去的那种平静，其实不然，尚文定去世后，我和他们唯一的联系就是那两个骨灰盒了，每次意识到这一点，心里就会涌起一种无法解除的痛苦，还有怎么跟尚文定母亲说呢，我真害怕去看那母亲的眼睛，难道写信给她，让她一个人在屋子里读，我想都不敢想，现在我们瞒着她，瞒着所有的人，能瞒多久呢，那几天里我一直很少说话，韩国民更是闭口不谈，仿佛认为沉默是最好的，要让我一个人度过那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天。
然而沉默中，一天天他做木匠的声音，小城的春天终于姗姗来迟，严寒被驱散，冰雪融化，刺骨的寒风也变得柔和了，淅淅沥沥的春雨一场接一场，春雷一个接一个，黑脊白肚的燕子、嫩黄的柳树、出现在护城河，转眼到了“清明”，最美丽的节气，蓝天清澈、空气清新、一望无际的平原小麦青翠、蚕豆花淡紫、油菜花金黄、亮眼。
“清明”从古就是扫墓的节气，明伊和尚文定快去世三个月了，韩国民说他们在这里也没什么亲人，我们去看看他们吧，我和韩国民去了一次魏庄，魏庄的人像招待亲人一样招待我们，让人感动，磨屋里干干净净的，擦干净的案桌、小凳、灶台、水缸、窗口的油灯、门后的锄头、一切照旧、仿佛我们去赶集一样，看到这样，我们千谢万谢，在遗像前放上田野采的鲜花，看了看杨槐林、沱河、田野、小径、又住了一夜，然后离开魏庄，路过大徐家时，我们想去看看大嘴青蛙和白文静，他们还不认识韩国民，但门锁着，他们要到割麦时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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