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谢谢。”
她就用那样的眼光送我出门
当天下午，我就和韩国民赶到灵县，大徐家的知青（大嘴青蛙和白文静不在，他们回上海过年去了），都在郑建国的宿舍里，房间里烟雾腾腾，味很重，开着小窗，气氛沉闷，郑建国和苏新新先后说了尚文定的情况，他们讲了很多，为了叙述的方便和有条理，我把他们说的，和后来狱警，狱友讲的整理一遍，从头至尾地说，就能明白整个过程了，我从尚文定怎么越狱说起。
那天晚上，也就是韩国民和我喝酒谈心的那晚，下了一夜大雪，第二天监狱组织囚犯扫雪，上午扫院子和过道，下午扫大门口的雪，尚文定就这样扛着铁锹走了，谁也没注意，因为尚文定像不存在似的，没有声音，不说话，不和别人待在一起，吃饭一个人，干活独往独来（狱警语），下午扫雪，推车的推车，扫的扫，天黑前尚文定不见了，谁也没注意，他直奔李大民那里，李大民兄妹俩正要回上海，看见他大吃一惊，知道他是冤枉进监狱的，尚文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他越狱了，要到北京告状，李大民说，娘希匹的，是要到北京告状，于是帮他理发（那时知青都自己理发，嫌乡下人的手艺理得难看，清一色的锅盖头），换了衣服，还给了他三十元钱，第二天天不亮，尚文定搭车去北京，李大民兄妹俩回上海过春节，他们一南一北地分开了，两天后，狱警去的时候他们早已不见了，老乡也说没见过那个人，狱警无奈只得回去，尚文定先到天津（买北京票要证明），三天后尚文定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监狱也得到了消息，但来不及了），接待人员听完叙述后拿起电话，不一会儿从里面出来一个头发花白老干部模样的人，请他到里面，给尚文定倒了一杯水，认真听完叙述后，又仔细问了一些细节，直接拨通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他扼要地说了尚文定的情况，然后说：“这个案件不能仅根据当事人和大队书记的口述就定案，要重新调查取证，要有直接的证据，大队书记没说他强奸，只说他看到他从屋里出来，她在哭，强奸是她说的，什么，什么，这和上山下乡没有关系，刑事案就是刑事案，不要和其它东西牵涉在一起，现在他仍在工作，各行各业都在整顿，什么，他们说他们的，你们干你们的，不，由你们高院组成专案组，直接下去取证，由你们高院结案，不，你们高院派人带回去，顺便调查，好吧，就这样，”然后对尚文定说
“我们这样处理，你有什么意见。”.
“没有，太好了，太谢谢你了，我现在就回去。”
“不，你不能回去，得由他们带回去，他们会和监狱联系的。”
“那好，我去找住的地方。”
“不，你没介绍信，住不了旅馆，钻桥洞，去车站被查到又要关起来，你还有钱吗。”
“还有四块。”
“够了，住我们招待所，住宿免费，饭钱自付。”
随后他把尚文定带到隔壁的房间，叫人开了介绍信，告诉了他招待所的地址，把他送到门口时说：
“就待在招待所，千万不要出去，一定不能节外生枝。”
76年的1月份春节前夕，大批知青开始返城，而接待他的人，一个女儿在延安插队，一个在山西，她们也回来了。
尚文定去招待所的路上买了信封信纸邮票，给明伊写了信，但他听从老人的话，哪儿也没去，一直待在房间里，他知道这是关键时刻。
第三天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来了两个人，给他看了介绍信和证件，就跟他们走了，他们已买好了三个人的火车票。
火车站，尚文定给他们看了信，允许后，投进邮筒，信只有一行字：
我很好，很快回来，勿念。
这封信明伊没收到，来不及了。
灵县监狱的人一点也没有为难尚文定，但事情的经过是要写的，随去的高院的人也立即调查，第二天得知消息的苏新新和郑建国去看他，尚文定说了经过，也知道明伊去世了，他没有哭，也没有说什么，头低了很长时间，接下来他只是听，再也没有说话，四天后他去世了。
下面是他的狱友说的：“苏新新和郑建国来过后，他就一直躺在床上，不吃不喝，起先我们以为他伤心，吃不下，天又冷，就不再打挠他，狱警也来过，也这么认为，这个打击太大了，逃到北京，刚有希望出狱，没过门的媳妇就去世了，多好的一个人啊，人漂亮，又能干，心底好，刮风下雨也来，任谁也受不了，第三天我们劝他吃点东西，他笑着摇摇头说谢谢快好了，是该好了，饿了三天了，爬起来什么东西都想吃，我们也那样干过，所以就把他忘了，他本来就好像不存在似的，到了第四天晚上，天又那么冷，我才觉得不对劲他还是那样笑着，一动也不动，我赶紧摇他，碰到他的身体我才害怕起来，赶紧大喊大叫起来，狱警进来一看，马上叫来狱医，狱医搭了搭脉，摇起头来，死了，他就这样把自己饿死了，实际上也是一路上累的，但我们非常害怕，因为他龇着牙冲我们笑的样子，非常恐怖，因为他翻了白眼，就像画里的雕像那样看我们，我们抬他出去的时候他就那样笑着，终身难忘。”
第二天的追悼会上，队长依旧在他身上撒了把魏庄的土，队长老婆，翠花，秀兰，依旧在他身上放上沱河的杨槐林树枝（翠花说树枝就是他们常坐的那棵树、小麦、白干，冬天依然没有花，大徐家女知青扎的纸花依旧放在他身边。
我不知道，尚文定躺的灵车是不是明伊躺的那一架，因为这殡仪馆是那样地偏僻，那样地小，那儿差不多都是土葬，只是政府提倡火葬。
尚文定平静地躺在上面，他的衣服，大徐家女知青也替他洗过了，就是来时的兰学生装，已破旧了，也带着这世上最后的一缕阳光，明伊是军装。
绕灵车三圈时，我特别注意他的脸（洗净、泛黄、消瘦、凹眼、颧骨突出、灯光下有鼻骨的阴影），别人以为我是伤心过度，温水洗过后，他的眼睛闭上了，很平静，但嘴角依然留有不易察觉的微笑（嘴层微闭，嘴角微翘），像是在对我笑，那狱友说得没错，也许是我多疑，但我想尚文定临终前肯定处于游离和虚幻中，他肯定看到了朝思暮想的东西，那就是明伊，明伊在向他招手，他看见了才会那样狂喜，那样笑，我没有把我的这种想法告诉大徐家的人，也没有告诉韩国明，我不让他们细看，还有我招工前做的梦，月色里，明伊和尚文定拿着书，手挽着手在圹野里散步，这个迷信的东西我情愿独自留在心里，不让别人讨论它，去打挠他们，我愿他们那样。
尚文定的追悼会是简单的。
悼词也是简单的：
尚文定，1948年生于北京，1949年随父母来到上海，他读过小学、中学、高中、1969年夏来到安徽淮北插队，1976年1月21日在狱中去世，他短暂的一生，一如他的性格，沉默、安静、愿他安息。
尚文定的骨灰盒也由队长带回魏庄，放在磨屋，在明伊姐弟旁。
等着我有一天能带回上海。
“真没想到，”她一愣说；“你要多保重啊。”
她看我的眼神非常奇怪，仿佛死神的气息已弥漫过来，追随过来，我也快行将结束了。
“那，我放心了，我知道那种感觉，明天下午开追悼会，韩国民行的话，请他一起来，尚文定知道他，明伊和他谈了很多。”
“行，”我说。
“那好，见面再谈，我想你能挺过来，再见。”
她一愣说：
“先前不是去世一个吗？”
“是的，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的。”
“是的，”我说。
“那，你还好吧？”
“很好啊，”我感到奇怪，因为这不是一般的问候，而是想了解情况的问候。
“再见。”
我放下电话告诉总机，我的一个好朋友刚刚去世了。
电话那头焦急地喂喂，总机也不停地叫我深呼吸，她知道我接到了不好的电话，又是长途，我握住电话，站在那儿，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喘过气来，我说：
“我好了，你说吧。”
“喂，”了一声。
“是你吗，”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空洞，但我能听出是郑建国，他声音向来稳重。
“行，”我说。
“尚文定去世了。”
一种痛苦涌上来，堵住了我，我千想万想没想到他会死，我很想说话，说不出来，但脑子很清醒。
“那，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我相信你能挺住。”
有那么严重吗我想。
明伊去世后，回到自己的小县城，虽然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身影依然在我脑海里，但人是看不到了，我痛苦到了极点，心情坏到了极点（她的去世，我的母亲，苏新新母，尚文定母亲会怎样想呢，而苏新新和郑建国追悼会后又不停争执），又正好是三九严寒天气，宿室里，明亮的玻璃窗、褐红色的桌、灰色的水泥地、用过的毛巾、都冻得硬邦邦的，没有工作，我和韩国民蜷缩在宿舍里（他依旧不声不响做木匠，细微的划线声、寒冷的空气、我目光的忧伤、疲惫、担心（尚文定越狱后的情况、形成一种东西粘在我的脸上，使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有事，不想说话，这些东西像透明般的面罩把我与世隔绝，任何声音都变得缓慢，缓慢地透过透明的面罩传到我的耳朵里，而眼睛看出去任何东西都变得陌生，那些书桌、床、书、玻璃窗、都像隔着轻纱似地不真实地呆在那儿，我坐着，站着，躺着，走着，也像那些东西一样毫无生气，不真实、轻飘、好像我脱离了这个世界，我只剩我了，胡子长了不刮、头发长了不剃、我也成了蓬头垢面的人（韩国民也是如此，他说，你到河边去散散步吧，大自然会让你好受些，要记住，适者生存，万物皆如此，难道明伊不适应吗，其实韩国民的磨刀（刨刀）声、锯木声、一声一声缓慢透着他的悲哀
护城河浅浅的，当中水缓缓流着，两边污泥的灰色积着薄冰、白色、透明、有纹路、冻住一些枯黄的草，水边小径，荒芜，光秃秃的柳树，在严寒中僵硬，但能感到里面的生命，深黑的一条条纹路底有着细细润湿的暗绿，西关一段残存的城墙、大青砖、高高的飞檐阁搂、灰濛濛的天穹、俯视护城河、北校场、沱河、这段千年肃穆的城墙，不知俯视过多少人世的悲欢离合，战鼓、杀声、掉下的士兵、在它下面不知流逝过多少青春、憧憬、回忆，它暗青色的砖、变粗糙的灰缝、黑色的飞檐挑尖，散发着消失岁月不可捉摸的、青色的忧伤缠绵、和无法摆脱的气息，我在这种痛苦的恍惚中度过了一天，两天，又一个星期，小城的冬天也是阴霾不雨，就是那种阴沉沉的一直刮着西北风。
一天上午，我正要出去散步，郑建国从化肥厂打来电话，是总机室人来叫的，我感到非常奇怪，他从来不打电话，有什么可以写信，这么匆匆打电话是为什么呢，我不安地急急忙忙来到总机室，拿起电话：
阅读魏庄最新章节 请关注完美小说网(www.umixs.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