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心酸酸的。”
“你们懂啥，”队长说；“他们是上级的人，和我们不一样，这里不是他们待的地方，上级叫走就得走。”
“早晚都得走，一个也不会剩，”会计肯定地说。
“记得要回来看我们啊，”陪大娘坐在旁边的妇女们说。
我拼命地点头，这个场景我永远也不会忘，一直在心里，也觉得那时候的我，是那样年青。
马书记在油灯下看完了表格和鉴定，一句话也不说，写上同意，然后拉开抽屉，拿出公章，用力地盖了下去，这表格上鲜红的印章，使我想起我来时，苏新新母亲拿着公章盖下去的情景，这两枚公章都决定了我的命运，前者我在花园里踢球，使我变成了农民，后者我在地里赶牛起红薯，又变成了城里人，就这样前后“呯呯”两声，六年多过去了，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活，也结束了我在农村的青春生活，我人生开始转折，走上新的却又未知的旅途。
办好后，回到屋里陪大娘说话，这是我第一次正式陪她说话，不再和别人谈工作，这才发现两年多来，和她说话竟这么少，现在却要和她分别了，她说：
“安心走吧，你的心意我明白，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说着，她有点哽咽，我走了，她只有等勇全子的信（她当兵的儿子）和我的信，想到这儿我有点难过，她所有的快乐和希望都在等待中，都不能留在她身边，世事真是无奈，而明伊和尚文定还要要留在这儿，所以脸上没有开心的神色。
“我看你有点不高兴呢。”
“是啊，”我说。
跳跃的油灯、低矮的案桌、泥土的灶台、承受风雨的茅草顶、以及围绕它们的田野、小径、沱河、都有我走动的身影，它们不会跟我一起走，停在了那儿。
“我嫁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总是舍不得娘家，但终究要嫁过来，我哭了一次又一次，我知道先前嫁出去的人为什么要哭了，一个一个嫁出去了，离开了娘家，离开了村庄，我也知道你不是我的儿子，可我还是哭了，也知道你今后会很少很少来看我，可这就是日子，就像我很少很少回娘家，但那些东西都在那儿，所以我哭了。”
“是啊，”我说；“那些人、树、房子、井、村庄、田野、小径、河、草、永远留在那儿。”
“你明白就好，你和大娘也永远留在这儿，所以你应该开开心心去，你还得去魏庄，那就早点去，明天还得赶早呐。”
“嗯呐。”
那天我连夜赶到魏庄，我要住一夜，明天一早直接去公社，我觉得让明伊和魏庄的人越早知道越好，再说我的走会给明伊带去打击，她知道我想离开农村，过自己向往的生活，她会为这个高兴，但真的走了，她的感受不言而语，这个我是明白的，我们三个千里迢迢坐火车来到这偏僻的小乡村插队落户，六年了，现在尚文定在监狱，我要走了，只留下她一个人，伴她的是怅惘孤独，这是我担忧的，而这里又有我许许多多的往事和身影，所以大娘说我有点不高兴，我真的高兴不起来。
我到时，夜色深沉，整个庄子已入睡，静悄悄的，月亮偶尔从云缝里露出来，留下树和屋子的阴影，我敲了敲门，再敲时她问：
“谁呀——？”
“是我——。”
她听出来了，灯也没点，先开了门。
“什么事，”她一脸紧张地问，借着月光，我看出她的脸，又黑又瘦。
“没什么事，”我一边进去，一边把原因告诉她。
“什么时候走？”
“明天一早到公社交表和鉴定，下午到县里检查身体。”
“那就是要走了。”
“是啊，身体一检查通知就下来了，前两次都是这样。”
“事情总是一件接一件，不能让你平静，”她一边说一边用火柴点亮案桌上的油灯，把它端到一米高的灶台上，这样高一点，亮一点，她端灯的手又瘦又黑，像骨爪似的，她的身体挡住了油灯的光，背面的空间一片黑暗，她把垂下的头发拢好，油灯摇曳的暗红的光充分照亮了她的额头，鼻尖，突出在光里（看不清眉毛），同样地又黑又瘦。
“你该好好休息了，”坐下后我忍不住说。
“哪里，我很好，我一直在照顾自己。”
“你太瘦了，”我语气有点重地说。
“是吗，”她伸出自己的双手，翻过来翻过去看；“很好啊，没什么啊。”
看她那种心不在焉的样子，我知道她对自己的身体毫不在意，在精神的驱使下，仿佛它们不会坏地使用它们，任何劳累和疼痛都被她的精神压制住了，这让我深深地担忧和难过，她和尚文定以及大徐家的知青都是我最信赖和最敬重的朋友，希望他们都能平平安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他们都太执于意志了，把精神和身体分了开来。
“我走了，只有你一个人在魏庄了，”我说，想到她今后偶尔赶集，也不会在街上看到我了。
“哪里，魏庄有这么多人呐，我已经把这里当家了。”
她的话在我心中浮起一小片心酸，好像是灰色的，顺着血管慢慢漫延至全身，命运让她无处可选。
她看出了我的脸色说：
“安心走吧，你和尚文定虽然不在了，但你们，还有大徐家的人都在心里，我会想着你们，也不知怎么的，我现在经常想起我的过去，我小时候没有你那么多调皮和有趣的事，但也有许多开心（我自然知道这些学习成绩好的小女生，上课抬头，眼睛认真地看老师，做作业，眼睛认真地看练习簿，一笔一划写，哪像我们龙飞凤舞，操场上，阳光下，她们白衬衫、白球鞋、白线袜的口有一圈红色或兰色、蓝裙子、红领巾、头发上蝴蝶结一动一动地跳绳、踢健子、有时也会在操场、走廊、嘻笑追逐、奔跑中的红领巾、裙子向后飘逸，她们也会在早晨，校门口两边端正站好，检查学生风纪，向进校的老师高举手行少先队的敬礼，她也告诉过我，夏天她们会去北方的一个城市避暑，她和弟弟在海边捡贝壳，海浪远远地在阳光下一线一线被风推过来，海鸥飞着，尖嘴在阳光下闪亮，叫声在海上响着，父母坐在沙滩上看她们，（我初中只上了一年不到，不知她初中和高中学校里的形象，也许是夹着书，出现在走廊、操场、图书馆、随后是停课、上山下乡、她们的身影出现在无边的田野、村庄、茅屋、井边、小径、河边、看着油灯光里的脸，她过去的生活和现在偏僻农村里的生活都铸在了她的脸上，仿佛她的脸空气般透明，我看到她过去的那么多的万花筒般活动的画面和现在的脸一幅一幅、有开心、有忧伤、重叠起来，铸成一座四面都有脸的雕像，确切地说，从任何角度看都有脸，更确切地说，有一面脸上是平面，没有眼睛、鼻尖、眉毛、头发、那是空白，那是她未来的脸，我不可能知道她未来的脸上会有什么，所以那是一张平面，空白，什么也没有。
屋里很静光线暗，我们两个身影映在墙上，她坐在小凳上，膝上放着握着的双手，乖小孩的形象，小时候养成的，她看着我脸离得很近，瘦、清晰的眼白、黑眼眸在鼻和眉骨形成的凹窝的阴影里，她说：
“我知道我的命运在和我作对，把我所有喜欢的东西都拿走了，也许是时间拿走的，但它们拿不掉魏庄，拿不掉这块土地，也拿不掉我，即使这个世界上只剩我一个人了，我也要在这块土地上活着，假如我就这么屈服了，颓废了，萎靡了，它就赢了，这个我很清楚，”一说到这个，她的思想就进入了那种不回头的精神状态，那声音清晰。
“你就顺着它一点吧，养好自己的身体。”
“不，我要按自己的意志生活，我不需要对它好，最终它会嘲笑我的软弱无能，弄了半天还得依靠它，它不让我选，我也不让它选，决定生活的应该是我自己，我不把它当一回事，它就不是一回事。”
我不知道怎样来说服她，让她能顺势而为，让她用其它方法来生活，比如睡睡懒觉啦，赶赶集啦，烧点好吃的啦，东逛西溜啦，可她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是人变坏的开始，所以我挠挠头，问起尚文定的情况。
“他现在很好，”她说；“生活有规律，虽然一进去的时候同室的囚犯打他，但他们现在打腻了，他也不跟他们计较，自顾自地坐在一旁，不妨碍他们，也不参与他们，他们渐渐把他忘了，仿佛不存在似的。”
对于挨打，我能想象得出，小时候别的孩子欺负他，他就靠墙护住头，也不叫，也不哭，让他们打，最后那些小孩觉得无味，像打一根木头，只能朝他吐口水，骂他狗崽子悻悻而去，现在尚文定长大了，意志更坚定，那些打他的人拳头更有力量，但也更有感觉，自然感到他精神力量的强大，只得无味地罢手，再也不去管他，这种事让人气愤，同命的人还要欺负，但也无奈，人总是欺负新人，现在想来，人生好多事只能靠忍耐，靠自己解决，才能得到你所期望的。
“现在，”她接着说；“在监狱里一天三餐虽然吃不饱，但有干（各种粗杂粮做的馒头和饼）有稀，作息有规律，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劳动，现在是在砖窑厂，每天挖土，运土，打胚，只是出窑辛苦一些，温度很高，一开始不熟练，烫到了手，现在掌握了，我也放了心。”
这听上去好像尚文定招了工，作息有规律，不用做饭，吃喝有保障，比外面好似的，只是不发工资，没有自由，但下面的话让我担了心。
“他的情绪不稳定，”这我知道，要想让心灵平静并不容易；“他说他们在他身上这件事是错的，他不承认他们的判决。”
被冤枉的人情绪自然不稳定，心灵自然难以平静，一些人时间长了，麻木了，接受了无力改变的现实，但他不会，他的精神不会安静下来，生活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他会永不休止地运动、思考、这个我是明白的。
“他想怎么做呢，”我问。
“不知道，我劝他说，我父母被冤枉了，一直到死也没有办法，只要我们不予承认，心灵也能平静下来，你已经在做那件事了，再说你只有四年，我有个盼头，你在里面安心了，我在外面也安心了，虽然这件事让人气愤，但我们没有错，心灵是平静的。
“他说我的心平静不下来，也不能平静，将来我不想让我们的孩子被人看不起，父亲是劳改释放分子。”
“我们不要孩子，”我说。
“为什么呢，他说，为什么不要呢，因为一次错的判决我们按这错的判决去作决定，这对吗，今后所有的事都会在这错误的判决上作出错误的决定，别人也会这样，按错误的判决作出错误的决定，我们会生活在错误里了，必须把它拿掉，我们不能因这个错误作出错误的决定。”
他说的似乎有点道理，于是我说：“事情是由我们来决定的，我们不理它，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聪明活泼的孩子生活在阳光里，那应该是很高兴的事，他笑了，似乎平静了。”
问题看上去解决了，平静了，其实没有，他们生活在他们想象的精神世界里，我想起刚走不久的包月琴，想起她包里的农药、麻绳、剃刀、这个老巫婆整天在精神里盘算自己的生命，生活也真够稀奇古怪的。
然而，眼前的问题是明伊还停留在她刚才的精神世界里，滞留在她那活泼可爱的孩子的世界里，似乎忘了在和我在说话，把别人从美好的想象中拉出来是不对的，但想到要让她好好休息，更重要的是要让她的精神松驰下来，得到休息，因为她脸上还散发着光，非常激动，我说我累了，明天一早还要赶到公社，想睡了，她一惊，说是的，已过半夜了，一回到现实她又显得憔悴了，看她这样我又心酸起来，仿佛摧毁了她那个美好的幸福生活。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外面星空穹隆，云层移动着，很静，初秋的月光从窗洞里照进来，像探照灯一般一束照在对面尚文定的空床上，当中明两头暗，细小的灰尘一粒一粒在光线里缓慢上升，消失在上面黑暗的边缘里，屋里的东西隐隐约约，我虽然又睏又累，也知道明天有许多事要办，要赶许多路，但想到明伊尚文定想，到魏庄，想到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往昔的种种一切，我转碾反侧睡不好，明伊那边出奇的静，没有一点声音，我最终在不知的时间中迷迷糊糊地睡去，被明伊叫醒，睁眼一看，天已微明，她连饭都做好了，我赶紧下床漱洗，她做的是葱油花卷和稀饭，我吃了个饱，她特意多做的用白色的干毛巾包好，放进我灰色的马桶包里，作为我的午饭，因为一来一回，也就天黑了，然后一起去队长家。
黎明中，他穿白褂蹲在门口的青碌碡旁抽烟袋，枣树的像一片片小独木舟的能看清细经脉的叶子绿色里已失去盛夏里油油的光泽，上面的一颗颗露珠闪烁着早晨的光，使得枣树的树冠晶亮一片像在童话里一般，远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这么大一清早看见突然出现的我，他大吃一惊，站了起来，眼神里充满了惊诧和不安，看看我，看看明伊，我赶紧过去说：
“队长，马书记让我招工走了，上午去公社，下午到县里检查身体，估计这两天就要走了。”
“不是说好了，小马庄的那个知青走吗？”
我本想说他政审不过关，但想到明伊在身旁，于是改口说：“变化了，公社书记点名让我走。”
“太好了，”他大喜地说；“这回我可真的放心了，”看他那样地庆幸，我真有点纳闷，仿佛我是什么灾星似的。
他还没来得及叫他老婆，听到我的声音，她挎着一个棕红色的小簸箕从前屋出来：
“什么，你要走了，小蛮子！”
“是啊，大婶，你好啊！”
她还没说话就眼泪汪汪，然后说：
“真是的，说走就走，叫人怪难受的，”她抹起了眼泪。
“早饭吃了吗，”队长问。
“吃了。”
“那就赶早吧，好事得快点办了，”明伊和尚文定考大学的事记忆犹新，现在小马庄的人又突然变成了我，那种世事不可测的担心自然在脑海里转。
我还没来得及多说，他们三个赶紧把我送到村西口，千叮咛万嘱咐的要我路上小心，不要耽误正事，我明白，来这里都快6年多了，好不容易才弄上个招工名额，弄个什么意外就遗憾无穷了，所以我不停地点头，他们目送我走上小路，不久，我远远地听见队长在庄里喊出早工。
一个小时后，路边矛草的露水打湿了我的裤腿，太阳升了上来，大徐家的树林一半殷红，两只灰喜鹊停在树梢上，空地很干净，泼水的一边长满了青苔，门上挂锁的搭扣已退了黑漆，生了锈，我敲了敲门，他们还在睡觉，不是农忙的时候他们不出早工，但我不得不把他们叫醒，我没时间来了。
“谁呀——，”白文静的声音。
“是我，”我嗓音有点嘶哑，我累了，心急，上了火，白文静又问是谁，她听出来了，打开门一惊：
“这么早？”
我说了原委，她大叫大嘴青蛙，他伸着懒腰从他房间出来，随后大喜地说：
“你终于要走啦！”
“怎么啦，”我真有点不明白，他们怎么都是这种神态。
“我们都希望你早点走。”
又怎么啦，我还真奇怪了。
“我们都担心要是你再不走……。”
“这个现在不说，”白文静拦断他说；“你早饭吃了吗？”
“吃了，我从魏庄过来的，”我还真有点糊里糊涂
“明伊做的，”她说。
“是啊，还有好多花卷呢，我吃不完，你们留两个吧。”
“你留着吧，身上带钱了吧，”白文静问。
“带了。”
“那好，赶紧走吧，还要到县里呢，”她说。
他们把我送上大路，六年前第一次到大徐家的情景记忆犹新，苏新新包着头巾，牵着毛驴，挎着簸箕从磨房出来，现在要顺着这条大路去公社，办完了手续我就不是魏庄的人了，也就不是知青了。
一个小时后，我走进公社大院，走进秘书办公室，把表格和鉴定递给他，他看也不看（他也是街北队的人），一手接过说：
“赶紧走，其他知青都坐拖拉机走了。”
“就这样？”我两手一摊，意思是说没有通知书之类的。
“就这样，赶紧走吧，知青组长（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小组）在县医院门口等你，就差你一个人了。”
到县城四十多里地，步行要四个多小时，我看了看太阳，怎么说也有八九点了，一出公社我就开始小跑步，在那个地方是没有任何车辆可搭的，广阔的平原没有人，我在砂礓路上不停地跑（我们来时五辆军卡现在我一个人跑），经过村庄，经过田地，两个小时后跑过一个三岔路口（这是长途客车招呼站，没有人上下不停的，我们就是在这儿等车回上海），又跑了二十来里地终于看到了新汴河，跑上长长的闸桥，这条异常美丽的河我终于要走过去了，不再回来了，再见啦我对它说。
我累得要死地跑到县医院时，知青组长正站在门口东张西望，一看见我立刻迎上来，把一张体检表塞到我手里说：
“名字填好了，快进去，就差你了。”
“不是说下午吗，”我接过表，弯腰喘着气说。
“变了，谁先到谁检查，医生不等人，我们公社快查完了。”
我量身高、称体重、查视力、化验血、量血压时那女医生拉过我的胳膊、绑绷带时说，怎么气喘嘘嘘的，我说我跑了四十多里地，没坐上拖拉机，她笑着说：
“要招工了，命都不要了。”
“哎呀，医生啊，我跑了六年才跑到这儿。”
“你真会说话，插队六年了。”
“是啊。”
“这条路真不短，以后的还要长，年青的人要管好自己的身体。”
好像她是老太婆似的，她自己也很年青，比我大不了多少。
“很好，”她说；“跑四十里地还能坐下来跟我说话的人，身体肯定好，”随后她签字盖章。
等查完肝脏，拍好X片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把表格送到知青组长手里，他一看都是正常就说：
“回去吧，后天上午带上行李到县汽车站集合。”
“拖拉机呢？”
我实在不想走回去了。
“什么拖拉机，上山拉石头去了。”
我非常丧气又要走回去了。
“那，我招工到哪里啊，什么工厂啊？”
“你不知道啊？”
“没人通知啊！”
他打开本子一看，“哦”了一声说：
“我忘了，你是临时顶上来的，不是什么工厂，是供电局，”他把夹在本子里的那张小小的白色的通知单递给我。
“供电局是干什么的，”我接过问。
“送电的。”
送电的？我还是搞不明白，弄了半天我进的是供电局，也不知是干什么的，那天下午我去找郑建国，我在化肥厂门口和他见面，他在上班，他还像以前那样结实，精力充沛，他已入党，是副厂长，负责生产，他全身心投入工作，想为这个小县城多生产一点化肥，他一个劲地祝贺我招了工，言语之间的兴奋，不言而喻，他希望我在新的单位也能干出好成绩，他很忙，我不敢多耽搁，请他代问大徐家的知青好，苏新新好，他说放心吧，他们会很高兴的，我没去探望尚文定，他在城外的砖窑厂劳动，不能探视，有带枪的狱警站岗，天黑前我赶回魏庄，对明伊和队长说了情况，给他们看了通知书，后天起程，不会再有什么意外，他们都很高兴，然后我回到街北队，大娘知道我身体合格，拿到了通知书，非常高兴，看她这样我也满心欢喜。第二天上午明伊帮我洗衣服，白文静和大嘴青蛙帮我打行李，我和乡亲们说话，看到一副远行的模样，大家都依依不舍，晚上，明伊，白文静，大嘴青蛙和我说了许多话，他们会经常来看大娘，让我放心，大娘也让我放心，她看看明伊，看看白文静，大嘴青蛙，说不出有多少喜欢，我从心底里高兴，大娘并不会孤独。他们在街北队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们拉板车把我送往县城，魏庄和街北队的老乡一直把我送到沱河，马桥边，茂密的望不到尽头的沱河堤林开始落叶，早来的秋风不停地吹拂我们，我离开上海时胸戴大红花，学生们夹道欢送，离开这块土地时没有夹道，没有大红花，老乡们送我，他们饱经风霜的厚实的脸上，过去一起劳动的情景，现在离别的深情，今后的期盼，都在深沉地看着我的眼睛里，心底涌上来的眼泪，在我望着他们的眼睛和他们的眼睛重叠一起，望着围绕我们的古老的、偏僻的、广袤的土地。
我久久地向他们挥手告别，然后转身，踏上离开魏庄，离开沱河，离开这块土地的旅途。
一路上，我和大嘴青蛙互换着拉板车，明伊和白文静紧靠地坐在车上，我的行李旁。
平原一望无际，蓝天辽阔，大雁点点，田野里尽是起红薯的人，四十多里路我们赶了四个小时，到达县城已是中午。
县汽车站在城南，护城河的这一边，当中一块空地，前面是候车室，几排长条凳，售票口，那三面是低矮的房屋和砖围墙，旁边一排新盖的红瓦平房，里面堆满了招工走的知青行李，标签上有省城机械厂，专区肉联厂，专区建筑公司和xxx供电局的。
明伊和白文静帮我卸行李，大嘴青蛙去买馒头（我们为了给大娘省面没带馒头），我向知青组长报到，他说我又来晚了，说好是上午，怎么中午才到，让我别走开，接人的卡车说到就到，不一会儿卡车来了，先走的是省城机械厂，行李由卡车运走，人坐火车，接着是我们供电局，一共是三辆卡车，人和行李分开，在一个个点名声中我的行李被托了上去，我背着马捅包咬着馒头也爬上去了，看着车下的他们，泪水迷糊了我的眼睛，明伊呆呆地望着我，这个时候，我真的感到要和他们分别了，离开这块土地了，卡车短促地鸣了两声，再鸣两声，开走了，他们不停地向我挥手，人影越来越小，他们送我走后，将去探望尚文定，然后大嘴青蛙和白文静去化肥厂玩两天，明伊拉着板车回魏庄。
“是啊，说走就走了。”
“就是啊，真没想到。”
“好事哪，好事哪，再也不用在这里受罪了。”
“个人鉴定你先写，”会计高兴地说；“我不太会写，写好了我抄一遍。”
回到大娘家里，知道我要走了，我还没说，她眼泪就扑簌簌地下来了，我一阵心酸，要离开她，离开这个家，离开这块土地，她今后又要一个吃饭了。
“好，好，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和会计签了字，按了手印。
这时屋里挤满了人，知道我要走了，都来了，这些纯朴善良的人不太善于言辞，油灯下，他们就这样蹲着，站着，看着我，用这种方式表达依依不舍的感情，这反而更让我感动，想到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掰玉米、起粪、起塘泥、点灯挖地、修路、割麦、想到他们依旧要生活在贫困中，而我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真正的幸福和希望，想到离开这块土地，离开大娘，离开这里的风和雨，以及照耀这里的日月星辰，我眼里充满了泪水，我离开上海没哭，现在有了眼泪。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大叶子一挤进屋就说，身后紧跟着她妹妹。
“又出了什么事，”我心慌意乱地问。
“没有，你真容易受惊，”他说；“是招工的事，我们大队推荐上去的那个人给退回来了，公社书记在电话里骂了一通马书记，说是再这么瞎搞，以后再也不多给我们名额了，公社书记点名你走。”
世事真是变幻莫测，原来一个星期前，停了快三年的招工突然开始了，公社考虑我仍大队知青多，只走了一个包月琴，马书记又竭力争取，所以又给了我们一个招工的名额，在马书记主持的推荐会上我们选了一个年龄最大的，他已经二十八岁，是66届高中，劳动表现很好，家里也困难，但县里的政审没通过。
时间紧，我来不及多说，她却擦擦眼泪，小心点亮油灯，放在案桌上，我和队长会计坐下来。
油灯下，我简单写了一个鉴定，会计抄的时候把我自谦的缺点都抹掉了，加了许多让我脸红的赞美的话，什么不怕苦，不怕累，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起早摸黑战天斗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改变街北队的落后面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等等、等等，写好后他响亮地大声念了一遍，队长说
“是，”马书记。
那时候天还没黑，我立刻回到地里，找到队和会计，告知了原委，他俩一愣，随后高兴不已，队长笑着说：
一天下午，我正在无边的地里赶牛起红薯（那时候我已能简单地耕地了），妇女和孩子们挎着篮在后面拾，大队会计在地头高声喊我，一副急匆匆的样子，我本能地一惊，他从来不到地头，而我们又有那么多的事，把犁急急地交给旁边的劳力后，我来到地头，他说：
“别干了，赶紧跟我回大队，马书记正火着哪。”
我还没看他发这么大火的，看来挨了领导批评相当令他生气，我倒觉得没什么，不就挨两句批评嘛。
我立刻老老实实趴在他办公桌上填表，按顺序填上姓名、年龄、性别、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简历等，下面是单位意见和领导审核，这由他填，我递给他，他余火未消地说：
“拿走，和鉴定一起拿来。”
马书记铁青着脸，一动不动地站在昏暗的办公室里，一看见我，我还没来得及进去，他就抢先出来，看着我说：
“我不知道他有问题，难道你们一大群知青都不知道，你们的档案都在县里，他们又不是不知道，多要一个名额多不容易，”他尽量克制着火气，但声调依旧高了不少，我还没来得及向他问好，他立刻说；“别说了，立刻进去填表，完了回生产队让他们写个人鉴定，晚上送来，明天一早自己送到公社，下午到县里检查身体，”说完他回办公室去了。
探监回来后，我的心并没有平静下来，而是更不安了，不是为了尚文定的冤狱，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而我也听到了包月琴的内心独白，这样的内心独白并不能救尚文定出狱，因为这不能成为证据，就像前面说的，拿出来法院不会相信，她也不会承认，只会使她相信这个世界是没有信任的，更使她轻蔑这个世界，而我也不愿看到这样，不想让人认为这个世界是坏的，她已为她的轻率受到了惩罚，被牢牢囚禁在自己编织的心牢里，永远也挣扎不出来，这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屚，虽说如此，但她造成的伤害已无法挽回，尚文定进了监狱，她被关在自己的心牢里，害人则害己，她想要解脱，逃出无边的黑暗，只有自己到法院坦白，但这个老巫婆在没有打破自己黑巫婆的世界观之前，她怎么可能去做呢，我不平静是尚文定和明伊的精神状态，虽然他俩“铲除”了烦恼，感到了幸福，但不会让我高兴，那是不真实的，不现实的，我没有那种境界，也不理解那种境界，也不会和他们一起进入那个世界，队长和翠花回来也心事重重的，他们也明白明伊和尚文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反而明伊倒是很平静，但那很不正常，这才是真正的伤害，因为针对那一连串的打击，他们认为他们这么做是正常的，其实是进入另一种错误的状态中。
我们就在那样的心情中，进入那年最后的夏锄，玉米、高粮、棉花、芝麻、绿豆、我们轮着锄，明伊照例很少赶集，雨天便去县城探监，有时候大嘴青蛙和白文静陪她去，对于大徐家所有的知青对我们的关怀和帮助，我真是说不出有多少感激，真因为人生有了这样的朋友，我不停起波澜的内心才会多次渐渐地平静下来，认为世界还是美好的，就这样到了这个夏天的边缘，玉米和高粮要收割了，沱河里的水也开始枯竭，包月琴也在这时离开了这块土地，扛着行李，带着那个小黑包去上大学了。
接着大雁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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