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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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会听你的,”我甚至残忍地说;“那是没有用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一听没有用的,她一惊,手一松,仿佛尚文定掉下去地呆住了,那种狂乱的神色退去,终于清醒了,但浮现出一种无望的痛苦,这更让我心痛,要是不弄个明白我会对不住他们,也永世不得安宁,也不想救出一个心灵麻木的人,站住后我说:

    ”我们稍微静一静心,再去大队问情况,我来问,你听好吗?”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那听话的神态快让我掉泪了,真是见鬼了,我点了一支烟,狠狠地抽了两口,扔掉,用脚在地上捻灭,朝她看了一眼,她坚定地点点头,她那个神情她已明白她现在需要的是冷静,她解下围裙,拿在手里,我们朝大队走去。

    马书记坐在那间办公室里,那时刚擦近黄昏,桌上却点着一盏油灯,他坐在椅子上的冷静姿式仿佛料到我们会去找他似的。

    我叫了一声马书记,递了一枝姻。

    “坐吧,”他接过说。

    “马书记,”我们没坐;“尚文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站着说,明伊在我旁边。

    他还没来得及回答,这时院子里响起了众人声。

    “马书记在哪儿。”

    我和明伊赶紧出来,魏庄的人在队长的带领下赶到了,我从来没看到魏庄的人这么愤慨这么义愤填膺的,一张张脸上充满了誓不罢休的抗争神色,他们会不会失控呢,几个民兵从大会议室里奔出来用红白棍阻拦在前面,我也高度紧张,马书记出来,他扫了一眼,挥了挥手,民兵放了红白棍,院子里没有一点声音,然后他说:

    “你们要冷静,”他说;“你们要相信组织,绝不会冤枉一个人,也不会放过一个人,会对每一个人负责,这个你们要明白,”他接着说;“包月琴找到我说,‘尚文定强奸了她,’我说,‘这个不能乱说的,要有证据的,’她说她怀孕了,这让我震惊,愤怒,一个女知青怀孕了,而且是强奸的,这是破坏上山下乡,非常严重,”他停顿了一下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都在关心知青,对知青的工作抓得很紧,特别是对女知青这方面的问题,更是一查到底,绝不放过,这个你们都知道,大会小会不知开过多少,我们大队有三十一个女知青,我的责任重大,要对她们负责的,所以我立刻向公社汇报,公社向县里汇报,今天县公安局来了人,他们先问了包月琴,然后问我,那天你是不是看见尚文定从她屋里出来,包月琴是不是在他走后哭,我说是的,他们让我叫上民兵到魏庄先把尚文定带走了。”

    “我们根本不信,”队长把明伊拉到身旁说;“我们魏庄的知青都是有理想,有品德的走正道的人,这么多年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品行四邻八乡的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这么堂堂正正的人突然强奸起人来了,我们根本不信,人呐。”

    魏庄的人都怒视着马书记,队长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没想到平日里不怎么吭声的队长稳稳地站在那儿,没想到他有那样的气势。

    听到消息赶来的街上的人,特别是街北队的人也都看着马书记,脸上忿忿不平。

    “我给你们四点回应,”马书记的身躯,动也不动,看了大伙一眼,严肃地说;“第一,你们要冷静,第二,到现在我都没说是他强奸的,是包月琴说的,第三,你们要相信组织,相信上级,相信公安局,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第四,你们要散了,回去生产,不要被人利用。”

    这时老书记和知青组长胡九平也赶来,院子里站满了人,队长一脸激愤。

    老书记劝住了队长,说,尚文定已被带到县里去了,让他先把人带回去,在这儿不能解决问题,强奸是包月琴说的,不是马书记说的,现在得由公安局说了算,他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我们得找公安局的人反应情况。

    可我还是不死心,我说:

    “我们得问问包月琴,他怎么强奸的,强奸三天就怀孕了,这不可能。”

    “好吧,”马书记说;“但你们要冷静,不要弄出事来,你们两个知青和队长进去,其他人待在原地。”

    民兵让开路,我们进去。

    我想看看那张脸到底是怎样的。

    包月琴的房间就在旁边,她坐在凳子上,点着灯,背对着我们,光照亮了我们三个人的脸,我第一次进她的屋,很小,一张铺高粮秸的单人床,一张桌子,一只褐红色的箱子,上面放着碗筷和茶缸,我们一进去,她就转过身来,她半个身子、脸处在昏暗的油灯光里,稳稳地坐在那儿,关键就是她,我发现她半个脸上没有尴尬、没有窘迫、没有躲闪、她直接了当地说:

    “他一共强奸了我三次,第一次是去县里,他置办文具,我办迁过来的手续,回来的路上。”

    那是春节后刚开学的事,明伊和尚文定还在当老师,没回魏庄,他俩一起去一起回来的。

    “第二次是一个月前,我从公社回来,他卖香油回来,最后一次就是三天前,现在我怀孕了。”

    “他不是去要香油钱的吗?”

    “不是,那是他的说法。”

    “有证据吗?”

    “马书记看见了,看见他从屋里逃走。”

    “逃走!你不觉得你在瞎说吗!”

    “是这样的话,公安局就不会把他带走了。”

    我觉得问题相当严重了,不是我想像的那样搞错了对象。

    明伊和队长一脸严峻,眉头紧蹙,额上皱纹油灯下很深,尚文定被精心编织的谎言或者不如说被精心编织的陷井给陷害了,我们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了,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出来后队长看了看天说:

    “害人的事天地不容,老天看着哪,我们魏庄的人会一直等下去的,”说着,他带着明伊和魏庄的人回去了。

    回到大娘家里,她坐在案桌前等我,看见我她站起来,我让她放心,可那话显得那样苍白,大娘明白那样的事,我说我晚饭后得去魏庄她说:

    “去吧,要那姑娘挺住,我们心里明白。”

    那天晚上我们在磨屋商量了很久,那个眼睛混浊的老太婆也来了,她一言不发,站在屋里看我们,插队五年多了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最终决定,明伊明天一早去县里找郑建国和苏新新,他们不让我陪她去,我不能扔下一个生产队不管,所以让翠花和秀兰陪她去,她俩机灵,又是女性,吃住方便。

    第二天一早,明伊去县里,她按照公安局的要求带上了尚文定日常用品,魏庄的人一直把她们送过沱河(水很浅),队长要她们各方面都小心,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

    那天上午她们三个赶到县公安局再到拘留所,但不能见尚文定(因为事情没查清楚,有传递消息的嫌疑),也不能带信,东西检查后由看管的人员转交,所以也不知道尚文定的状况,这是明伊害怕的事情,她又进入了不知道情况那种黑暗中,她们在路上吃过午饭后(自带的馍)再去郑建国的宿舍,他们四人在吃饭,听完后一是震惊不相信,二是深感问题棘手,严重,郑建国一脸严肃,放下碗立刻找来苏新(苏新新已是县委常委,分管知青工作,她刚从县北回来),了解情况后非常愤怒(翠花语),然后说:“你们不要回去了,住我那儿,”安顿好后,她去公安局,两个小时后她回来对明伊说,他们的领导不在,找到了办案的民警,他们说,一方说强奸,一方说没有,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相信一个女知青的话,还是相另一个知青的话,要想翻案只有当事人改口,但她改了口谁使她怀孕的呢,这是事实存在的,是强奸,诱奸,还是她自愿的呢,这个人她必须说出来,知青家长的信才发表不久,这个人真是胆大包天,让人气愤,县委已下了指示,不管是谁,查出来严惩不贷,绝不手软。

    这事麻烦了,只有当事人改口了。

    “现在我就回去找她,难道她不顾事实吗!”

    “不,”苏新新说;“你不要找她,做出这种事来的人,认为世界只是为了她的方便而存在的,没有人格。”

    “她不会再跟你们说什么的,”郑建国说;“让公安局派人去。”

    “他们的局长在专区开会(专区下辖十个县),”苏新新说,我明天再去。

    第二天,苏新新又去了公安局。

    第三天,一男一女两个民警来到我们大队,分别找马书记和包月琴问话,还到魏庄了解尚文定的情况,然而这件事没解决,却引出另一件事来。

    公安局的人走后马书记向公社汇报,公社向县委汇报,说苏新新带个人偏见干挠公安局办案。

    县政法委的那个人非常反感苏新新插手案件,她没有权力让公安局去调查,这已不是案子问题了是部门之间的问题了,县委书记在会上说,苏新新分管知青工作,应该关心,应该向公安局了解情况,但应该先向县委汇报,应该和政法委通气,苏新新作了口头检查,这是谁也没料到的。

    明伊在失望和痛苦中又加上了万分的内疚,事情没解决,还给苏新新添了那样的麻烦。

    苏新新说,别那样,这是知青的案件,是我份内的工作,我会管,一管到底。

    在明伊去县城的下午,马书记在公社开会,想起那次在田边像促膝似地谈心,怀着一丝希望,我去找包月琴,希望她能改口,让真正的人浮出水面。

    她让我坐在高脚凳子上,自己坐到床上,午后的阳光从厚厚土墙的窗洞斜进来,照亮我们半边脸,她一点也不回避,杏仁眼直视我说:

    “我可以告诉你,我也不想这么做,我也不好受,但又必须这么做,总得要有人倒霉,我只能自己照顾自己,这个你是知道的。”

    假如她吞吞吐吐、闪烁其词、寻找借口、哪怕晒黑的脸上有一点点痛苦的表情或者不如说有一点点悔恨的表情,我肯定会好受些,因为人类几千年的文明还残留在她的身上,还有点人性,然而,丁点儿也没有,这让我非常震惊,还让人有点害怕,那就是建筑在极端自私上的坦率、冷酷、无情、而且非常冷静,她知道我不会去汇报,知道我明白她只是对我说,对公安局可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个聪明的人,掌握别人心理的人,我很无奈,我说:

    “难道你不怕生生死死永不好受,永世缠住你吗,”我想起白文静肩上的伤痕,队长说的害人的事,天地不容。

    “已经不好受了,已经缠住了,”她伸出食指戳住自己的胸口抵住了说。

    我想起尚文定很可怜,她更可怜。

    “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恨所有的东西。”

    我没想到她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来,我非常震惊,她恨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了,生活在恨的世界里了。

    “没人怎么着你啊。”

    “是没人怎么着我,可是什么事情都拧着你干,都要听它的,好好的上学念书准备考大学,可停课了,上山下乡了,比我早分配的67届初中的弟弟,为了让我留在上海,先报名到江西去了(那时候上海是一工一农的分配),没多久淹死在洪水里,父母哭得死去活来,那又没办法,第二年我分配了,我想不念书就不念书吧,留在上海进工厂也蛮好,哪想到上海搞个一片红,家里就剩我一个小孩了,那些人还天天在你门口敲锣打鼓,喊口号,我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我的事情就不让我作主呢,他们可以这么做,我也可以这么做,他们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我也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她停了一下,然后说;

    “来到这里后,我也想过死,喝农药、上吊、卧轨、割腕、但那都痛,要是死了也就算了,被人救过来半死不活的,弄个残废怎么办,连死都不让你太平,我真恨死这个生命了,我总有一天弄死它。”

    说着,她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发黑的小包(床底下有密秘),里面是一小瓶绿色的农药、一根麻绳、可折的黑把剃刀、她带着邪恶的笑摆弄这些东西,她那种得意的神色,仿佛是在向她的敌人显耀似的,这个敌人就是她自己的生命,她站在午后斜进来的阳光里,和这个静静的屋子一样,一半明一半暗,昏暗的屋子、发黑的包、半亮的尖鼻、邪笑的眼睛,我有点发呆地看着这些东西,我实在没想到在她漂亮的脸蛋_——身体里面隐藏着这样一颗疯狂的、不安的、恶毒的心,她对自己的生命都这样轻贱、残忍、自然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一回事了,尚文定就这样成了她那颗心的牺牲品——他就像被老巫婆抓在手里的一只小鸡,注定了毛要被拔光,头被砍掉,扔进发黑的翻滚的毒药锅里,不停地被搅动。

    我真不明白这个世上怎么会有这么一个老巫婆,还让我们给碰上了,我不得不说我们倒霉了,而她却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没有怜悯,没有爱,没有同情,充满恨的心牢里了。

    二天后,她拿到了证明,去县里打掉了胎(那时候打胎是要证明的),回来的路上,我带人在田里撒肥,准备春耕,她得意地大声把我叫过去,我们坐在小径边,她说这个该死的东西终于被弄掉了,刮得我好痛,越痛越舒服,这个人真让人害怕,可是我说,快回去休息吧,田野里风大,她说你赶我走啊,这种风怕什么,我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

    接下来,在断断续续的春雨中,麦苗开始返青、拔节、油菜和蚕豆花也开了出来,天空碧蓝,高高地叫着云雀,飞过灰喜鹊的艳丽,杨槐林又开始飒飒地响着,再过一个月又要割麦了,尚文定却没被放出来,法院相信了包月琴的话,被判处了四年有期徒刑,作为一个强奸犯,在当时严惩的形势下没有处以十年以上的徒刑已经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苏新新和郑建国,来我们魏庄,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后沉默不语,脸色相当严肃,陪了我们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不得不回去工作了。

    接着是午季,农忙的日子,包月琴回林音音的生产队参加夏收,割麦、打场、交公粮、她和以前一样没命地干活,她是68届高中,比我们早来三个月,夏收结束了,由于马书记的力争,我们大队终于分到了一个上大学的名额,五年多了,这是第一次,因为整个公社一直只有一到两个名额,我们公社有十多个大队,三百多名知青,招工也快停了三年了,我们大队三十多个知青都很高兴,终于可以走掉一个知青了,这是一个信号,往后一个一个走,虽然一年走一个要三十多年,但我们还是很高兴,总比一动不动地没有希望的强,然而我们明白这个名额是包月琴的,他比我们来的早,高中生,而且拼命干活,在老书记主持的推荐会上,我们一致举手同意,她作为一个知青,进了上海一所知名的大学,通知书上是哲学系,临走前,她向我来道别,一进门她大喊一声:“大娘,”大娘一看是这老巫婆,吓了一大跳,大娘不喜欢她,但仍然客气地说:“来啦,坐吧,”大娘是个拉不下面子的人。

    我们刚吃过晚饭,案桌上亮着一盏灯,灶台上也有一盏,大娘在涮锅洗碗,我在记工分,我拉过一张小登子说:

    “坐吧。”

    “别客气,”她说;“我知道你们都讨厌我。”

    “不不不,”我说;“我们不讨厌你这个人,只讨厌你做的那些事。”

    “你说话总是不正经,但就是你这种不正经,我才跟你说话,其他人我还看不上眼呢,都一本正经的,好像他们都是人的楷模,人的希望光明,人的救世主,其实肚子里不知在想什么。”

    我不想跟她辩这个我知道她对整个世界都不满意,只有,不,她对自己都不满意。

    我说:

    “生命是珍稀的,”我指的是她想自杀的事。

    “是珍贵,珍稀是指少有,人类那么多算是珍稀的吗。”

    “是啊是啊,是珍贵,所以你要好好珍惜。”

    “只有自由自在的生命才值得珍惜,你不好好念书,贪玩,错别字连天,什么都不问,反而倒是幸福的,才显得纯朴,书念得越多越恶心,越觉得这个世界是乱七八糟的,佛语说,傻瓜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懂吗。”

    这个我也不想跟她辫,反正这个世界上正常的,美丽的东西,都和这个老巫婆不搭界,她戴着巫婆帽孤独地生活在她自己搭建的阴暗的森林里或者是布满蛛网的山洞里,整天捣鼓着要把这个世界变得跟她一样黑暗。

    “我去上大学,”她接着说;“不是为了那些知识去的,是要离开这里,那些知识没用,只对你说真话,其他人我才懒得搭理,他们不懂。”

    我不想跟她谈这个。

    “那些东西你不会带走吧,”她明白我指的是那些自杀的东西。

    “为什么不带走,带着我放心。”

    “你不会自杀吧!”

    “不一定,要看我对这个世界满意不满意。”

    苏新新说得一点也不错,这个世界好像只是为了她而存在的,而我觉得,应该确切地说,是为了她的高兴而存在的,包括她自己的生命。

    那天夜里,有人看见她像鬼魂似地绕了魏庄两圈。

    第二天她就走了,就这样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从这块土地上消失了,带着她所有的憎恨和那个小包消失了,再也不曾回来过,不曾,曾经在这儿照耀过她的日月星晨,吹打过她的风和雨,依旧在这里照耀着,吹打着,田野、小径、村庄。

    几年后,她大学毕业,在出国潮中,她“洋插队”,辞去教师职位,去了m国,她曾说过m国是个乱七八糟的国家,有枪、有毒(毒品)、有黑帮、踢开任何一扇门都有犯罪分子,还可以和狗结婚,很适合自己,因为她的聪明才智,她在那儿开了个公司,当了董事长,有人看见她包里有枪、注射器(毒品)、剃须刀、匕首、麻绳、知道她孤身一人、还知道她手下的助手会突然辞职,大概是不经意中看到她那样笑着摆弄那些东西,他们不知道她要对付谁,其实她要对付的是自己,她在那小屋说过那番话以后再也不曾对别人说过,不曾,她已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心牢里,整天琢磨弄死自己,然而我一点也不希望她那样做,因为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即使是她那样的生命也是珍贵的,如果她那样做了,就失去了向世人说出真相,救自己出心牢的机会,也失去了正确认识这个世界的机会,她会那样做吗。

    “看见马书记说什么呢?”

    “说他不会强奸包月琴。”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我现在脑子有点清醒了,恢复了一点正常,想思考一下,刚才被她的眼神吓懵了:那小路上、低矮茅草顶的温室旁、温和的阳光下、她的脸、睁大的眼睛、上翘的一根根细眼睫毛、向我前倾的身子,仿佛她一生的惊恐都在这些东西里倾泻出来,在那种情况下她紧紧抓住我的手,我只能本能地跟着她跑,脑子里满满地她那张惊恐的脸,我的神智在那张透明的脸的后面,要突破它,要冷静下来,我想停下来。

    “快走啊,”她回过脸来急促地说。

    “去大队干什么啊!”

    “去把尚文定要回来啊!”

    她的神色还在慌乱中,我只得跟着她跑,她的手抓得紧紧的,像在梦中淹死般抓住我的手不放,仿佛手一松尚文定就没有了,她的这种状态我非常心痛,非常明白,在她心里种种不幸的往事不断涌现出来,她神色非常狂乱,而且越来越狂乱,眼睛盯不动地盯着我,像梦中的眼,我非常害怕,她再来个临界点怎么办,得先稳住她,救她,我说:

    尚文定回到魏庄,没跟任何人提起包月琴哭的事,那有什么好说的呢,然而,三天后,县公安局的人和大队的几个民兵在马书记的带领下带走了尚文定说他强奸了包月琴,尚文定在帮明伊簸芝麻,愣在那儿,那老农也并常惊愕,还没来得及阻拦和询问,人就被带走了,那老农立刻放下柴禾去找队长了。

    当明伊围着围裙,丧魂落魄,或者不如说神经错乱似地找到我时,我大吃一惊,从来没见过她这样的眼神,当真天塌下来一样,赶紧问:

    “出了什么事!”

    “去哪儿啊!”

    “去大队啊!”

    “说他强奸包月琴。”

    “强奸包月琴,根本不可能!”

    “马书记好,”尚文定说。

    “好,”他答道。

    “是什么人带走的!”

    “是公安局的人和马书记,”她一边拉着我跑,一边说。

    “公安局的人,”我大吃一惊,那时候公社和大队没公安局或派出所的机构,只有县里有,他们赶几十里地来带人,发生了什么大事。

    “尚文定被带走了!”她紧紧抓住我的手说。

    “什么带走了,被什么人带走了,”我正在温室门口和看管的老农说话,他也大吃一惊,我跟他说了一声以后再说,便被明伊抓住往大队赶了,我一点都没搞清楚:

    尚文定卖香油后,生意出奇地好,知青从他这儿打香油,四邻八乡的学生家长从他这儿打香油(大家都相信他,也知道是明伊磨的香油),我还写信告知李大民,让他春节前回上海买尚文定的香油,他即来信,要两百斤香油,他人缘好,联络了那里的许多知青,魏庄上上下下热火朝天地忙了七八天,队长连连说没想到会这样,香油准备好后,尚文定用泛白的板车拉到那儿,上面还有我们让李大民捎回上海的香油和花生,装在灰色的旅行袋里,我告诉队长,李大民豪爽好客,肯定要留尚文定过几天,他说必然的,都是家乡的人,在这里难得见面,果然,李大民留尚文定住了好几天,尚文定卖了香油,认识了许多和我们,和大徐家不一样的知青,有两个女知青硬要和尚文定处对象,李大民来信告知后,我和明伊笑死了。

    然而,这个冬天注定了是不平静的,尚文定从李大民那里回来不久,一天正逢我们街赶集,他把油担子放在进街的路口:放芝麻的黄细藤条笆斗、黑色的干净的油筒、槡黄的小扁担(他不喜欢里面人多的那种拥挤)、进街的东路口、无边无际的冬日褐色的田野、一条小径弯弯曲曲地通向魏庄,是我以前赶集走的路,视野相当开阔,那是个老地方,来来往往的人都称他尚老师,热情地打招呼,那是个好天气,冬日的太阳暖洋洋的,风无力地摇摆着,因为是农闲,又是春节前,街上人山人海,这里相对冷清,尚文定盘腿坐在担子后面的地上守着,突然,一个人站在担前,上海的女鞋,抬头一看,是包月琴,有点诧异,她说给她打五斤香油,递给他五个吊针用的空盐水瓶(我们都在大队卫生院要那些些空瓶),尚文定打好,她说三天后去她那儿拿钱,那时候家里的钱应该寄来了,现在先赊帐,其他人也有赊帐的,尚文定自然答应,掏出本子记好,包月琴说香油是托林音音带回上海的,她明天就走。

    三天后的傍晚,尚文定卖完香油,挑着空担子路过大队,如约去包月琴的屋子拿钱,屋里较暗,也没点灯,包月琴坐在那张单人床上哭,他非常诧异,似乎忘了钱的事,问她怎么啦,她说没什么,擦了擦眼泪,从衣袋里掏出钱递两张两元钱给他,尚文定看了看,找了她五毛钱,他犹豫了一下,是否要说点什么,大家都是上海知青,她却说回去吧,我没事,尚文定出来,在院子里挑起担子,马书记进来,看了他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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