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针尖在头上斜着划两下（以增尖针头，确实有效，后来我也这样干），说：“苏新新，郑建国，大嘴青蛙，白文静，还有大徐家的知青来看我，他们都是认真和真诚的人，所以我接受了，你可能不知道，那时候我们是观点不同的人，但是我们都是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永远当家作主人，苏新新，郑建国他们也是这样的信念，他们都是认真的人，就像他们现在认认真真工作一样，后来父母被关押，保姆也被赶跑了，我和弟弟不会打理生活，他跟着我，在那个小房间里有一顿没一顿地过着，有时用酱牰拌拌饭，天天盼望父母能回来，现在他们都去世了，我不知生活怎么会这样，但这些都不会压垮我，虽然我痛苦，我流泪，我知道那是软弱的，但我的精神是坚强的没被压垮，也不会被压垮，只是受了一次打击，因为一个人精神被压垮了，也就等于死了，我觉得我父母也是这样的人，有一次我父母回来，衣服撕烂了，脸肿了，手也被扭伤了，他们一瘸一拐进来，我和弟弟很害怕，也很伤心，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哭的，我父亲说，‘不哭，这和战争年代不算一回事，我们不会垮，也不可能垮，’我母亲说，‘对，我们不会垮，’从那时起我就相信我父母是坚强的，是光明磊落的，所以我相信没有什么事能把我打垮，现在你明白了吧。”
我当然明白，她不要我担心，但让我吃惊的是我以前只是本能地认为一个人要坚强，不怕疼，不怕苦，从没从精神和意志上去看一个人是坚强的还是软弱的，是死了还是话的，怪不得她为了那个精神那么不珍惜自己的身体，驱使着它们劳动，这个我不赞同，身体舒舒服服的，人也就舒舒服服的，不需要时时刻刻都坚强的，但我不敢跟她说。
她把补完的衣服叠好，我以为她要走了，没有，她把衣服放在腿上，双手放在上面，看着我说：
“你知道吗，我还有另外一种痛苦。”
这话又让我吃惊，痛苦就是痛苦，就是人不舒服，没劲，不高兴，难道还有这种那种之分，我迷惑地看着她，今天她的话特别多，仿佛她的心灵从她的身躯逃了出来，非要说话不可，她说：
“以前我没跟你说过，那时候我也做过一些对不起老师和校长的错事，后来我父母也那样回来，有一天我突然想起，那些老师和校长他们也是那样回去，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子女也是那样等待，那样伤心，那样痛苦和害怕，我第一次流泪了，是为别人的伤心和受折磨流泪，从那天起我的那种痛苦形成了，它像在阴暗里不长叶的根系盘据在我心里，生长，攀枝，蔓延，让我窒息，让我悔恨，让我痛苦，这种自己生成的情绪一旦形成它们就不可能离开我了，有时候窒息得我难受、呕吐、痛苦、我恨起来就不去压制那种悔恨，放任它们出来，看它们尖齿利牙啃我原先的心灵，看它们一口一口吞啮，看那颗心灵在悔恨中流血、挣扎、乞求、我冷酷地看着，鄙视它的软弱和无知。”
这话让我非常震惊，我实在没想到她端庄稳重的身躯深处隐藏着这样一颗扭曲的痛苦的心灵，这是她的思想出了问题，精神出了问题，精神分裂，想得太多了，我想到白文静肩上的伤痕，她们绝对是同一种，只不过白文静伤害自己的肩膀，她伤害自己的心灵，可两者都没有得到平静，怪不得我总觉得她心里有什么东西。
我赶紧说：
“你千万不能那么想，”我似乎觉得不够说服力，我才不愿意看到他们伤害自己，怪不得我看到白文静的伤口会有恶梦，我说；“你刚才还说自己不会被任何事情打垮，现在怎么没了那精神、那意志，那些坚强跑哪儿去了，你应该忘掉那些东西，要多想今后怎么办，我和别人打架才不管别人痛不痛呢，别人也不会管我痛不痛，打完就算了，从来不去想。”
“你那是小孩子淘气打架，再说，你不去想，并不等于别人不去想，别人不会反省，做错了事，伤害了别人，总有一天会悔恨，痛苦，放不下。”
“那该怎么办，”我不知所措地脱口而出，我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这样的精神上的问题。
“永远也不要做错事，伤害别人。”
我想了一会儿说：
“知道了，可你怎么办，一直生活在悔恨里。”
“不，对你说了这些话，我敞开了自己的心灵，也仿佛对整个世界说了这些话，我心里舒服了许多，也开心了许多，我终于说出来了。”
是这样啊，说出来就开心啦，怪不得白文静也要说出来，但那是要有极大勇气的，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说过那些话以后，她那瘦得骷髅般的脸上似乎有了光泽，像是花瓣上的闪光，也仿佛是一层圣洁的光芒，我觉得非常奇怪，盯着她看。
“你又这样看我了。”
“你这样很美呢，”我像在火车上，夜色里南京长江大桥在她眼睛里映出梦幻般美丽时那样说。
“你又不正经了。”
尚文定笑着说：
“你不就喜欢和他这样说话，这个人就是给人一种云里雾里稀奇古怪的感觉。”
“我确实喜欢，喜欢你说我美丽。”
“那以后就多说说啦。”
“你就是这样不正经，得了风就行雨，说一遍就够了，我记住了。”
后来我明白，人的心灵需要别人的理解，安慰。
第二天一早，我走的时候她让我晚上不要再来，这样很累，她昨晚已经跟我说过话了，应该明白她是一个坚强的人，而且已经开心起来，再说，还有尚文定呐，于是我又回到了街北队，早出晚归地干活。
以上的事都发生在夏天，然而夏天的光阴短暂，晴天雨天交替而过，转眼到了秋天，我们又看到了大雁，它们缓缓地往南飞，明伊和尚文定在魏庄，我在街北队，我们收玉米、砍高粮、起红薯、交公粮，秋收过去了，沱河的水也开始枯竭，陡峭的堤岸下渐渐露出了坚硬的砂礓石，我们筛种子、运肥、牛耕人拉犁地种冬麦、这也结束了，又到了冬天，所有绿色的东西都逃得无影无踪，大地露出了本来面目，褐色的土地、蜿蜒的小径、光秃秃的树木、露裸的村庄、北风呼啸了。
魏庄为了让明伊和尚文定在冬天里也能挣到工分（他们在夏天，因她父母的去世回过上海，又去过黑龙江，冬天不回去了，也没了经济能力，而我干队长离不开，我不想回上海一两个星期就回来，那没意思，要待就待它个半年，以前就是这样，所以决定和他们一起再在这里过冬），让尚文定挑担卖香油，让明伊在庄里磨香油，明伊天天围着围裙，在我们磨屋前的空地上跟着老农筛芝麻、淘芝麻、炒芝麻、再上磨，然后坐在一口直径一米多的大铁锅旁，两手各执一只长柄葫芦，上上下下不停地捣大铁锅里兑了热水的芝麻浆，油渗出来，浮在表面，就用长柄铁勺把油一点一点撇到油桶里，明伊磨香油，尚文定挑担卖香油，看他俩这样分工，我总想笑，我一笑，明伊就用油葫芦捣我，她明白我的笑意，我把他俩看成是《天仙配》里七仙女和董永了，那里面是“你挑水来我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而他俩是磨屋和卖香油，然而，要真是那样就好了。
我赶紧说：
“是的是的，”生怕打断了她的话意，不过这确实是事实，火车上一认识，她的眼睛就没离开过我，即便不看，我也知道她在注意我，所以在梦里看见她和尚文定一起走不理我，我很伤心。
亲人的去世，我有过经历，那是在苏州的外公外婆，因为相距甚远（要坐火车，童年认为坐火车出行是遥远的地方，也是那时我到过最远的地方），所以从小就很少和他们见面，但一些印象却停在了脑海里，外婆第一次来上海（我刚上小学），我在小说开头提到花园里玩耍，母亲把我叫回家，外婆高高地坐在黑色的椅子上（母亲在她脚下放了一张小板凳作为脚凳），穿着老式的黑绸衣，斜襟夹着一条白手巾，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双手叠放在上面，高踞在上面，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她看我们兄妹四人到齐了，也不把腿放下来，从衣袋里摸出一把硬币往地上一撒，也不说话，威严地看着我们，我母亲笑着说，你们快捡啊，我记得我没去捡，和兄妹们一起捡，有多有少的，有争夺的意思，我觉得外婆很奇怪，给我们钱为什么不平均分给我们，而是扔在地上，让我们捡（我想说的是抢），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在心头，因为我始终不能想明白，外婆看我这样，对母亲说，这孩子长大了不是强盗头就是人上人，这话我印象深刻，我怎么会是强盗呢，而人上人根本不懂，后来的经历证明，我什么都不是，苦头倒吃了不少，她自己却安安心心地躺在棺材里，还有一个印象是66年开始停课了，不上学了，我和小伙伴们实在太调皮了，母亲把我送到苏州，让我待一段时间，让她看住我，我是一万个不情愿，想起小时候坐在高高的门槛上，呆鸟似地看夕阳，还有那么一个一身黑绸衣，闪着光，严峻古板的人坐在那儿看着我，那是我外婆，你能怎么着，还能像对付老师那样对付她，让她坐粉笔灰椅子，在被窝里放蟑螂，想也别想，那么一个威严的黑衣闪闪的小老太婆看我一眼，我就不会动了，四肢就直了，走路就成僵尸了，邻居们倒是松了一口气，这么一个捣蛋鬼送走了，去苏州了，一个夏天呐，然而我一个人在苏州怎么办，可她让我想吃多少红烧肉就吃多少，还放了许多鸡蛋，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还有，她坐在那儿，不算黑的严峻古板的脸上的那些细皱纹的光泽里，似乎有柔和慈祥，我偷偷地看了几回，她知道我在看她，不理我，随我看，严峻地坐着，我小心地先把一具脚跨过门槛，看她没反应，我就出去了，可门口是一条繁忙的窄窄的马路（小时候觉得很宽），来往车辆很多，没什么好玩的，于是穿过屋后的同样变小的“荒场”，来到有青石板阶梯的河边，四面看看，没人，忍不住脱了个精光（实际上就是一条短裤，一双木拖鞋，裤子湿了她会发现），跳了下去，可在水里一回头，就发现她威严地站在那儿，回到家里，她用挠痒的细长的竹扒子在我的光腚上狠狠抽了一顿，后来我听说打屁股和拧大腿不会伤及小孩的大脑，作为一个小孩的屁股，永远是调皮后受惩罚的灾难区，也许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那种文化凝聚在这一刻打了下来，她只说了一句，那河里有很多船和篙，也许是她想起她四岁的儿子，我的不曾谋面的舅舅淹死在这条河里，她的威严是不是和她的伤心有连系呢（我依稀记得，我仿佛在梦里看见她坐在我床边，我不到半个月，她就把我送回上海了），可在那里，我还是渐渐活了过来，没变成僵尸（开始调皮），从楼下奔到楼上，又从楼上咚咚咚地奔到搂下，在她停业的大堂里，靠墙放着一只很大的红木棺材，我一去就觉得很奇怪，人还没死怎么就买棺材了呢，这是不是很傻呢（也许也是一种千年文化），我知道那是她的棺材（现在想想，她对自己要离开这世界倒是蛮坦然的，天天面对这口棺材，她个头小，棺材很大，她躺在里面肯定很宽敞，是不是老天不管这些，死人都是同一尺寸呢），我爬上爬下地玩，因为是夏天，我就躺在上面睡午觉（也不觉得害怕，因为是她的），厚厚的红木棺材盖阴凉阴凉的很惬意，还有河道里吹过过我身上的风，外婆也不管，随我去，现在想想那是她死后的居所，有点不敬，现在她已在里面安心地躺了快半个世纪了，不知她会否醒来，想到她的小外孙曾在上面玩耍呢，她死的时候是我插队落户的第二年，所以没去奔丧，母亲只是在信里告诉了我，我就想起了那些往事。
外公去世比外婆早，外公是驼背（年青时腰椎被夜盗打坏，前面已提过），他看见我们总是弯着那腰笑，为什么总是笑呢，现在想起来，那是看到外孙，外孙女们一种高兴的宽厚的善良的笑，那种笑不知怎么的，一直留在脑海里。
外公的去世我没什么印象，我们都在上学（我上小学，这是记得的），只有父母去苏州奔丧，回来后看见他们戴了很久的黑纱，有时候晚上依稀听见母亲在哭。
那天队长他们没来，尚文定在擀面条，我在烧锅，明伊在油灯下补尚文定的汗衫，油灯“噗噗”地跳跃，夏日里涨满了水的沱河哗哗地淌着，我刚引着火，明伊端着油灯过来，拿着针线筐和衣服，尚文定赶紧在我旁边放上小凳子，她要和我说话了，我添了一把柴，锅里的水嗞嗞地响，灶膛的火映红了她的脸，接二连三地打击，特别是最后一击，她弟弟的去世，虽然她摇摇晃晃地没倒下，但她双眼深陷，眼眶大了许多，她太瘦了，没有丁点儿肉的脸像死人骷髅包了一张皮，不过她现在平静多了，大眼眶里有了一线亮光，不像前几天像没了眼珠眼白的眼眶，漆黑一片，很森人的，不过我明白，她只是将伤痛放到心里的深渊，在那里和以前的伤痛放在一起，不让它浮上来，因为她的眼睛更深邃了，一点也看不见什么。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都五年了，看你这几天回来，我仿佛觉得我们又回到刚来魏庄时的景，”她一边补衣服，一边说；“其实在火车上，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很逗，很喜欢你，这么小的人穿那么大一件海魂衫，眼睛骨碌碌地转，坐下了还东张西望，像一只套了衣服的小猴子，还大声说，我也是插队落户的。”
大概她形容得有趣，擀面条的尚文定噗嗤一声笑出声来，她自己也笑起来。
郑建国说的意义，大概是指这儿虽然不是他插队的地方，但我们都是知青，知青为知青开追悼会不管在哪里都是有意义的，明伊当然明白，她没想到的是他们会为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开追悼会，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他们是狗崽子，这是最好的安慰明伊的方法。
她感动地说：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说完，她竞小声地哭出来。
明伊的父母去世，她戴黑纱回来，她的弟弟去世，她不戴（同辈和小辈去世可以不戴），捧着骨灰盒回来，她的悲伤是不言而喻的，她从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肯定有许许多多的往事留在她脑海里，这种带着音容笑貌的往事，会鲜明生动地活动在她脑海里，可是她却失去了他们，晚上，她会不会偷哭呢。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白天在街北队干活，晚上到魏庄来，队长和他老婆，还有翠花和秀兰也常常来磨屋，油灯下，我们说说话，拉拉呱，和和融融的，有一次，恍惚中我仿佛觉得整个魏庄和我们是一家人似的。
追悼会是悲伤的，但我觉得我们是坚强的，鼓舞了我们的信心，同时也得到了安慰，因为一个离去的生命得到了尊重，明伊非常感动，这样评价她的弟弟也是这样评价她，我们是一起战斗在广阔天地里的不屈不挠的知青，她弟弟的骨灰盒将在适当的时间带回上海，跟他父母的放在一起。
晚饭后，苏新新和郑建国他们要连夜赶回县城，他们第二天要工作，大嘴青蛙和白文静留下来陪我们，临行前，大徐家的人再三要明伊保重身体，明伊一个劲地点头，苏新新特意叮嘱我，队长要好好干，要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要尊重他们的意见，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我也是一个劲地点头，夜色里，他们一行急急地消失了。
明伊捧着弟弟骨灰盒回来的当晚，大嘴青蛙和白文静就赶到了，苏新新，郑建国，以及其他大徐家的知青也在第二天从县城赶到魏庄，明伊还戴着悼念父母的黑纱，在磨屋同他们一一握手，听完全部情况后苏新新和郑建国小声商量一会儿，郑建国低声对明伊说：
“我们开个小型追悼会吧，这里开一样有意义。”
队长，明伊，苏新新，郑建国，尚文定和我站在前排，大徐家的人站在后排，门外是魏庄的人（屋子太小站不下），队长作为贫下中农的代表先讲话，随后郑建国再走到前面念悼词，他开门见山地说：
“躺在这里的——你这个小弟弟，我们从未谋面——但我们都是知青，我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你在广袤的黑龙江战天斗地，一天一天勤奋工作，辛勤劳作，我们在广阔的淮北平原接受再教育，日复一日努力学习，艰苦耕耘，我们都为着同一个理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这场伟大的改造世界观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在我们祖辈世世代代生长的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用汗水、用青春、用理想、用热血、用不屈不挠、甚至是生命，当然还有彷徨和泪水——来谱写我们的时代之歌，这些用青春、用理想、用泪水、用热血、用不屈不挠的生命谱写的青春之歌，将永载史册。”
说完，他转过身，在这茅屋领着我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于是，大嘴青蛙和尚文定布置会场，苏新新带大徐家其他知青到庄外采草花，我和明伊，郑建国，去请队长，他代表这儿的贫下中农，也象征那儿的贫下中农（郑建国语），随后我和明伊尚文定上河堤采绿色的杨槐林树枝，回来后把它扎成一个新鲜的树枝圈，女知青们往上插一朵朵带着田野香气的小白花和小黄花，插那些花时明伊低泣着，其他女知青也默默地流泪。
骨灰盒放在靠墙的小案桌上，前面是他寄来的照片，朝大家微笑的年青的脸（听到消息赶来的翠花和秀兰在这张笑脸下放了许多鲜花），桌下是花圈，没有哀乐，没有挽联（我们没有大张的纸和毛笔），只有我们为他悼念的人。
两天后，明伊和尚文定回来，他俩的身影又出现在这偏僻的小乡村(宁静的村庄、绿色的田野、蜿蜒的小径、茂盛的洋槐堤林、肥壮的灰喜鹊、哗哗流淌的沱河水)，明伊还没过头七(亲人去世的头一个七天，按风俗要哀悼七七四十九天)，整齐地梳着短发，戴着小白花，穿着夏季的补过的短袖军装，戴黑纱，脸色苍白，双眼深陷，尚文定也瘦得颧骨突出，劳累不堪，他们到达的当天上午，到街上，到大娘家来看我，陪他们来的是大嘴青蛙和白文静，他们(明伊和尚文定)有半个夏天没在这里，也就是说他们是从春天里走出来的，所以肤色白晰，也因此非常苍白，白文静已被半个夏天晒得焦黑，虽然她会戴草帽，但夏天依然把她晒黑，这里的风依然把她的皮肤吹得粗糙(茅屋、案桌、土灶，她俩一黑一白站在那儿)，我母亲让他俩带来了信和一大块咸肉，他们安全地来到大娘家里，我放心了，身体可以慢慢养，那天刚好赶集，我又买了一大块鲜肉，用它和咸肉一起煮冬瓜汤，队长，会计，左右邻舍以及孩子们都来了，他们都喊他们老师，明伊和尚文定笑着抚摸孩子的头，他们喜欢孩子，明伊虽然笑着，但她端庄稳重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忧伤的气息，她就在那忧伤的气息里，父母已经去世了，最后七年没见着，她保留的父母的形象应该是七年以前的形象，那些形象里应该有早年夏天父母带他们去海边(她有那首去海边的诗)、晚上坐在家里一起吃饭、晚上熄灯后宁静的睡眠，那些形象和那个骨灰盒重叠在一起，在她的心里，那过去的，还有今后的悲伤都在她现在的忧伤里，显现出来，所以那些忧伤非常凝重，然而，上海的那些父母们，这里所有的人的关切和关心，以及这里的田野、河流、村庄、杨槐林给人她极大的安慰，她的忧伤里又带着极大的感动和感激，所以她用忧伤带着感激深深地向大家鞠躬，表达她心底郑重的谢意，一个星期后，他俩恢复许多，大嘴青蛙和白文静也回大徐家去了。
然而那只命运之手，并没有停止对明伊的打击，而生活本身又常常会祸不单行。
一个星期后，明伊收到弟弟的来信，她没有把父母的去世告诉弟弟，生怕他一个人在黑龙江发生什么意外，他说他今年春节要回上海，他已四年多没回上海了，很想看看姐姐，他要和大队的知青一起回上海，但会在安徽下车，看看我们一望无际的平原和村庄，他在大兴安岭那一带，都是连绵的群山和森林，也看看我和尚文定（明伊老在信里提到我们），然后和我们一起回上海，我们既高兴又伤心（要告知他父母去世的消息，他止不住伤心的脸胧不停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本打算把他的知青关系迁到我们这儿来，这样他可以和明伊待在一起了，魏庄的人一口答应，大队和公社也同意，但明伊不答应，她不会让他来，他那儿的人对他很好，也能养活自己，这是最重要的，这事就过去了，这样算来他还有四个月就要来了，我们期待着，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半个月后黑龙江来电报，说她的弟弟病重，速去，明伊和尚文定心急火燎地起程，魏庄和街北队的人都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说她弟弟病重，他们都露出惊诧的神色，不是说才来过信还要到这儿来吗，怎么突然就病了，我也是疑虑重重，非常不安，坏事太多了，一个星期后，明伊摇摇晃晃地捧回了弟弟的骨灰盒，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我在魏庄陪了她三天三夜，尚文定告诉我，她弟弟一个人上山砍柴遇到熊，被咬伤了，爬回来时才被发现（那儿人烟稀少）送到医院没能救过来，人虽然修饰过了，但仍惨不忍睹，因为是夏天，没穿什么衣服，脸被撕咬得一塌糊涂，肚被抓破了，胳膊也断了，老乡说他拿柴刀跟熊膊斗过了，熊也受了伤，要不熊不会让动的东西离开的，老乡还说遇到熊要么跟它打，吓跑它，要么装死，他选择了前项，逃是逃不掉的，那柴刀上都是熊的皮毛和血，搏斗相当激烈，明伊看到太平间里拉出来的冷冻过的尸体昏了过去，抱着弟弟久久不肯松手，这个弟弟离开人世前连父母去世都不知道，我们也没能见上一面，有印象的是两年前寄来的一张照片，一张戴着冬帽，朝我们微笑的年青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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