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有两条，形成十字街口，一条东西向，一条南北向，两边都是土墙茅草顶(有一点瓦房)，向西通向公社，就是我们来时的那条土大路，向东通向邻县，就是李大民插队的那个县，我们大队在县界的边缘，小杂货店、农具店、木匠铺、铁匠铺都在街的两旁，小饭馆在十字街口，而粮站和食品站(国家收购生猪和卖猪肉的地方)却在较远的东街口，后面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平日里街上冷冷清清的，一逢赶集人山人海，两条小街被挤得水泄不通，街南头是家畜交易的地方，猪啊、羊啊、牛啊、驴啊等都牵到那儿，在一片稀疏的小树林里交易，交易有中间人，交易时不说话，用专门的手势，像哑巴似地交易，有时手伸到双方的袖口里交易，外行人既看不见，也看不懂，学校在它的对面，树林的北边是小卫生院，在那儿看个头痛脑热的，而赶集的人就在街的两旁，一个紧挨一个地摆下篮子和筐，卖各自的鸡啊、鸡蛋啊、鸭啊、鸭蛋啊(很少)，以及各种蔬菜瓜果(西瓜、东瓜、北瓜、南瓜、丝瓜等)，还有放在笆斗里的五谷杂粮和油料作物(芝麻、花生、黄豆、油菜籽等），他们蹲在各自的摊位后，不吆喝，不叫卖，任来来往往的人看和挑选，每五天赶一次集(农历逢五和十，其它集市会错开这两个日子，用二和八或其它日子，想赶集几乎天天有，只是路近路远，十几里二十几里路都有)，我们刚到的时候鸡蛋一分钱一个，鸡不论大小五毛钱一个，猪肉大概五六毛钱一斤，因为是平原，很少看到鱼，即使有，大多数也是小毛鱼，我去赶集主要是凑热闹，顺便替庄里人捎点盐啦，酱油啦，点灯的煤油啦等等，有钱的时候买两包九分钱一包的“丰收”烟，我就喜欢人多，挤来挤去的热闹，待在魏庄望来望去的就是田野、小径、沱河，闷也闷死了。
我跟着大队书记来到街北(出街口往西北五六里地就是魏庄了)，那天不是赶集日，街上冷冷清清，那个生产队竟然没出工，没人去干活，地里肯定杂草丛生，看来够乱的，是不想过了，书记站在街上，朝两边前前后后的茅屋招呼，他们三三两两地出来了，二三十个人，书记把他们带到茅屋后的空地，夏天刚过，空地依然发白发硬，篮球场大小，旁边有一个绿水池塘，边沿是一溜晒得发黄的茅厕，让人想起炎热的夏天，一次大队在这里放露天电影，晚上人山人海，我被挤进茅厕后的粪坑里，一身臭屎，人家在看《艳阳天》，我摸黑在池塘里洗了又洗，新电影没看成，还一身湿漉漉的，看到臭哄哄的我，明伊又好气又好笑，说，就我事多，大粪坑都不知道，我说满满的，还以为是平地呢，踩上去就来不及了。
来到空地上大多数是妇女，只有三四个男的，还有一个是上了年纪喂牛的，非常扎眼，一个队的男劳力这么少，让我吃惊，这怎么干活，连耕地的都不够。站好后，大队书记招呼原来的队长过来，队长上了点年纪，身子单薄，有点瘦，他的上半身不自然地向一边歪，头也向那边歪，仿佛生活的重担都压向了那一边，扛不住了，整个形象太像《大卫.科波菲尔》里的祁力普医生了，一看就知道是老实人，这很好啊，为什么搞不下去了呢，会计个头很高，有点疲惫，打不起精神，像是被生活搞得昏头昏脑的，对它毫无兴趣，一点也不像三十多岁年轻力壮的人，趿拉着鞋过来，他俩在人群前面，一个身子向一旁歪着，一个懒懒散散站着，看他俩这模样，就知道这队是怎样的了。
大队书记环顾一下空地上的人，咳嗽一声，算是和大家打了招呼，然后直截了当地指着我对大家说：
“他今后就是你们的队长，你们的老队长要扶着点，会计要带着点，所有帐目都要他签字过目。”
那群人没想到我是来当队长的，还以为我是来找书记办事的呢，底下交头接耳起来。
一个活泼年青的健壮姑娘突然站起来(她坐在小板凳上)歪着脸，睨着眼说：“这么小的人，像个小孩子似地，能当队长吗，”她的嘴角撇着，却似笑非笑般地看我，嘲弄中带着轻视的味道。
“大叶子，”大队书记不紧不慢地说；“按你的说法，怎么着，一米六的人干社员，一米七的人干队长，一米八的干大队书记，一米九的干公社书记，那，干到中央委员得多高啊。”
“那就是长颈鹿啦，”底下一个男人起哄地说。
大伙儿全笑起来。
“那，”大队书记没笑，说；“干队长得看能力。”
“好，看能力，”那大叶子说；“他连麦子也不会割，扔了镰刀逃跑了，”她看我时依旧在那样笑，看来我的糗事传得还蛮远的，但我知道，她对我本人没恶意，只是对我的那个职务不满意，我还看出她在引我注意，也许给我下马威，让我知道她的厉害，我觉得有点好笑，这么个细眉大眼的姑娘，也朝她笑，她瞪了我一眼，仿佛只允许她笑，不允许我朝她笑，怎么天下的女孩子都有点不讲理。
“那，大叶子，”大队书记接着她的话说；“你要明白，他不是来帮你们割麦的，他是来解决你们割不割麦的，论割麦，我也割不过你啊。”
“你们谁也割不过我，”说完又瞪了我一眼，她辩不过大队书记，却把气撒在我身上，一屁股坐了下去，跟旁边的一个小姑娘嘀嘀咕咕，两人不时地瞟我一眼，这两人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姊妹花，年龄比我小一两岁，看来今后有麻烦。
“那，大伙有没有意见，”大队书记说。
“没——有——，”声音稀稀拉拉的，完全是应付的，不信任的，随便你怎么去搞的没有信心的回答。
“好，那算是通过了，现在选个记工员吧。”
底下叽叽喳喳起来。
那小叶子(大叶子的妹妹)，突然站起来说：“让这小蛮子当记工员。”
我还当记工员。
“这合适吗，”大队书记说。
“要不，谁也别想干，”她刚坐下去，又站起来，又立刻坐下去，她姐妹俩一脸严肃，看来这回是来真的了，这姐妹俩有点实力，底下再也没吭声的，冷场了，卡住了。
大队书记大概也没想到，看看队长和会记，他俩竟异口同声地说：“行。”
大队书记低头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就这么办！”他没有用美丽的、激昂的、鼓励的话，他只说了一句；“要想不吃救济粮，不饿孩子，就得团结好好干，”然后不见了。
我就这样和大家认识了，就在他这样的结束语中成了别人不信任的队长，还多了一项职务，记工员，这都是重要的职务，都这样交给我了，实在没想到，按照我在魏庄的认知，队长要掌管全队一年四季的劳作，每天要起早摸黑地安排劳力干活，看看魏庄的队长，每天背着手，低头不语的样子，就知道这活没意思，费神，不讨好，而记工员呢，每天都要一个一个地去记劳力的工分，掌管他们一年的劳动所得，绝不能弄错，不然马上引来份争，然后就是吵架，骂街，打架，甚至是家族间的群架，书记在路上对我说，队长不好当，一开门就得准备吵架，挨骂，让你去当队长，这个队不用说是混乱的，也是理不清的，这里面的种种原因就是不公，所以大队书记和队长再三叮嘱我一碗水要端平，一次不公就完了——没了威信，首先要做到自己不能占便宜，不能有私心，弄了半天我要斗私批修啊。
下午，我听从老队长(他姓叶)的建议，安排好妇女去薅（hao)草(拔草)，就回魏庄用板车拉来了箱子和铺盖,会计安排了一所临街的房子,主人在县里工作，房子空着，前面是一间店铺，以前租给别人卖卖馍和茶水的生意，后来被当私有经济割掉了，后面一间是卧室，房子挺大的，光线也好，我很满意，特别使我满意的是他安排我在隔壁的一个军属大娘家里搭伙，这样我每天干活回来不用挑水背柴地做饭了，她一个人过日子，丈夫在她年青时就去世了，就一个独子，参了军，在东北，她是会计的远房亲戚，辈份高，穿一件深青色手工斜襟衣服，是一个整洁、稳重的妇女，她欢天喜地地把我领进家，淮北大地妇女的勤劳、善良、纯朴、大方、全都体现在了她身上，也照耀在了我的身上，在以后所有的日子，她不让我挑水背柴，她全包了，按队里人的说法，她又有了一个儿子，她那些人性的美丽光辉一直照耀到我离开，也照耀着现在，也一定照耀着将来，我一直诚心诚意地喊她大娘，她和这块土地一起给了我信心和人性的高尚。
晚上，我俩一边吃饭一边拉呱，她当兵的儿子比我小几个月，来信称我大哥，她开心地满面笑容，那种质朴的笑容，只有无边的平原才能培育出来。
从我和她的谈话，从晚上队长和会计的谈话中，我听出，队长和会计是死对头，也得知这个队有三个家族，都是有几百年的远亲，各自的家族里都有一些显赫的人物，有公社干部的、县里干部的、抗美援朝的、南京军区当高干的等等，稍有不公就有事发生，再者，这个八九十口人的生产队只有七八个男劳力(其余的壮劳力长年在外帮工，或泥瓦匠、或石匠、或小工，他们不愿回来)，队里的活基本靠妇女，可她们的工分，不管轻活重活都比男劳力少两分，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片天。”可这个队快顶一个天了，但劳动报酬不平等，这是有问题的，我还以为在农村国家规定的男女工分是一个样的呢(魏庄是一样的，连大气子都一样)，其实是一个队一个样，按自己队里订的规矩办，这可不行，不符合同工同酬的原则，要和魏庄一样，全部十分，这两个人都有异议，队长说，家里有妇女多妇女少的，这么一说我笑了起来，这真是奇谈怪论，我说这不是妇女多妇女少的问题，是干活多干活少的问题，会计说妇女力气小，重活干不了，不能一样多，那你呢，我说，你拿笔记帐要多少力气呢，割麦呢，你能割过妇女，那里面有技术问题，再说，抗旱挑水，你挑一担她也挑一担，你好意思多拿两分吗，当然也有妇女干不了的活，所以全年平均一下，全部十分，他们看我这么坚定，没有商量的余地，也就没了异议，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行使这种权力，感觉上有点怪怪的，很不自在，因为他们的脸色既委屈又无奈(这种感觉我很熟悉，那就是像命运压下来一样，非常无奈，只能服从)，再者，他们的年龄和农龄比我大得多，人生经验也比我丰富得多，所以我感到很不好意思(非要别人听你的意见，而且要不情愿地执行)，但是想想老师和父母，也不听我的意见呢，甚至不让我说话，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我也很委屈啊，现在认为自已是对的就应该做，只好让他们委屈了呢，这么一宣布，妇女们一阵欢呼，从她们的脸上看，她们不是为了那两个工分，而是她们的劳动得到了尊重，地位得到了认可，喊我小队长将得特别亲切，我的感觉又是怪怪的，因为里面有感谢的意思，还有亲切感，我对这样的感情很陌生，别人批我我倒很自在，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从小到大老是挨批，批得我认为自己确实是个不好的人，最好希望她们把自己的喜悦去感动她们家里的男人们，我提高了她们的工分，那些大男人们而不至于讨厌我、唾弃我、甚至恨我，这会让我感到不安，我从小就不喜欢那种感情，我喜欢皆大欢喜，美满结局，生活在别人的仇恨里有什么好。
然而队长的工作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一项，提高一下工分就完了，庄稼就嗞啦嗞啦长上去了，按我在地里看到的情况，秋收会很糟糕，没及时锄地，里面杂草丛生，夏红薯的茎蔓和杂草成片地缠在一起，几乎分不请(起红薯时那些东西会缠住犁，绊牛的腿)，已经不能锄了，只能用手分开薅，这很累，速度也慢，也没有多大成效，那么大一片几乎望不到边的地，蹲在里面，什么时候能薅完呢，薅还是不薅，想起做学生时拔草的厌烦心理，我直摇头，可这不是决定我一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生产队的行为，人要从大自然获取丰收的果实不仅要和大自然作斗争，还要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粮和玉米地的草也有尺把高(自己地里的草，别庄的人不许割的，自己割了喂牛)，它们的穗和棒稀稀拉拉的，夏天的阳光和充足的雨水都不能让它们枝繁叶茂，仿佛那儿是一片死亡之地，弥漫着不祥的气氛，让人想到阴森森的东西，使人很不舒服，但没办法，造成这种场面的原因就是人没协调好，干熬着，你不干，我也不干，你少干，我也少干，让我来养活你啊“大呼隆”(集体)干，这就是最大的敝病，原因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农民没有积极性，就是这个，队长整天声嘶力竭地喊也没用，你又不能盯着每一个人，时间长了，他也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这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你不能解决，又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不干了，不活了，因为不可知的未来，也包含着不可知的希望，而痛苦，在要生存下去的光辉面前总是黯然失色的，所以生命才会有几十亿年的历史，再说地里毕竟还有一点诱人的粮食，又都是以食为天的农民，从他们盯着的眼神里我就能看出，所以我决定薅草，管它有没有成效，但我心里更明白，一个月后要种冬麦，要修温室(收上来的红薯挑好，培育明年希望的秧苗)，还要修炕房(炕烟叶卖钱，还债，给牛买过冬的草料)，而修温室和炕房都需要男劳力，除去喂牛和耕地的只剩两个男劳力了，今年是艰难的一年，他们又干熬着，又不能指望别人，所以我现在的工作，重中之重就是设法让他们干起来，动起来，大队书记说得一点都不错，“我不是来帮你们割麦的，是来解决你们割不割麦的。”
“这粪池多少人干，两天就能起完，”我安排好妇女薅草后，站在路边的大粪池问。
“最少也得三四个人，从两头往下干，”队长说。
“年轻的妇女行不行吗，”我想起了那对姊妹花。
“根本不行，她们不会甩锹，”会计说。
“干了这活，”队长望着满得快要溢出来的大粪池，一脸无奈地说；“温室和炕房的活没人干了。”
他们午季闹别扭，搞得满满一池大粪没人管，池边的草疯长，弄得不好人和畜要掉进去呢，我想了一下说 ：
“队里的劳力谁最上。”
“现在是大圣了。”
“‘大圣’孙悟空，”我奇怪地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名字，很霸气的呢。”
“哪里，”他俩笑着说；“是叶大胜。”
“要真是‘大圣’就好啦，”我也笑起来说；“吹一口气，什么高粮啦，红薯啦，全成金山银山啦，想要什么有什么，小麦还能吃得完。”
“真是那样，人活着还有啥意思，”队长说。
我原以为他朴素的眼睛会充满想象地流光溢彩呢，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想想也蛮有哲理的，一个农民的脑子里，就是种地和收获，这就是生活的梦想，乐趣，可我还是觉得那样很好，想干啥就干啥，整天玩有什么不好，我不想为了吃拼命地劳动，像墙根下的蚂蚁，不停地干活，也不知它们出不出汗，光滑滑的壳子里有没有乐趣，可那是脑袋里虚无飘渺的美好的想象，说出来别人会认为你好吃懒做，所以我琢磨了一下说：
“两天起完，给他三天工分，连天黑夜也要起完，不然来不及运到地里，耽误种麦。”
“那不是包干吗，要整死人的，”队长瞪大了眼睛，诧异地说。
“管他嘞，先把它弄出来再说，”我已经想好了，三四个人磨洋工干，也不知干到什么时候，你急他不急，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我接着说；“让他别吱声，一定要保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我们四个。”
“真要这么干，”他俩问，还以为我开玩笑呐。
“当然啰。”
“你想明白了？”
“当然想明白了，你们悄悄地去找他。”
他俩露出非常吃惊的神色，那意思是你胆真够大的，敢这么干，这有什么胆大的，又不是去偷鸡偷鸭的，四下警警惕惕地看好，再小心翼翼地下手，这是干活，真是的。
“队长，”这事商定后我接着说；“你明天带人修犁具，会计负责修炕房和温室，劳力你们熟，谁跟谁合得来你们安排好，我带妇女收秋粮，行不行。”
“草不薅了？”
“不薅了，这种夏红薯（收过麦子载的红薯）不指望了，人也太分散了，集中起来，把玉米弄下来再说，不管干什么，总得放弃一点，行不行？”
“行，”这两个死对头竟异口同声地说，吓了我一跳，他俩回村里时还回头看我，那种姿式非常奇怪，头向我，身子往前走，还一路嘀咕，我才不管他们嘀咕什么呢。
晚上开了会。
第二天一早，队长和会计忙他们的去了，我带妇女收玉米，她们从来没见过城里人干农活，更没一起干过，虽然我经常经过她们的田地去赶集，但没看过知青干活，队长的儿媳在我旁边一趟，看见我熟练地压叶掰玉米，啧啧称奇说：“姨，这小蛮子真会掰呢！”她把旁边的人都招呼过来，像看珍稀动物似的，兴奋不已，真是的，猴子也会掰呢！在她们眼里，仿佛城里人拿本书，插支笔，或者骑个自行车是正常的，大叶子还说：“瞧，他的手指会动呢，还挺灵活的呢，”我的妈呀，难道我们城里人是只会咧嘴笑的木头人啊，手指也不会动啊，其实是，她们认为城里人是不会干活的享福的人，她们才是受罪受累干活的人，不知是给他们增加了两个工分呢，还是和我这蛮子一起干活，她们干得非常畅快，气氛相当活跃，但我总觉得，她们的眼里是舍不得那些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她们仔细地掰那些瘦骨嶙峋的玉米，这天整整干掉了一大片，我原想干掉一半就不错了。天黑时我们从地的那一头回家，经过大粪池，里面的粪全甩了出来，而且堆得整整齐齐，方便装车，边沿也铲得干干净净，不是要三四个人干两天吗，怎么一个人一天就干出来了，妇女们大吃一惊，咦，这粪怎么就出来了呢，谁干的，我也感到诧异，这说明我先前的估计大错特错了，有一个青年妇女笑而不语?(song,推)着她们回家，我估摸着是她老公干的，干得真漂亮，我朝她看看，她抿着嘴笑。
接下来的大半个月里，我们收玉米、砍高粮、起红薯，我们晒啊，扬啊，筛啊，交完了公粮，队长和会计蹭过来说：“公粮交完了，我们卖了点粮食，去喝两盅，今天刚好逢集，”那些交粮的人都看着我。
我知道这里的习惯，交完了公粮都会去喝点酒，一年过去了，庆祝一下，不然会打击积极性，可这里的情况和魏庄不一样，我说：“就我们几个。”
队长点点头。
“喝两盅可以，”我说；“那些妇女怎么办，修炕房和温室的人怎么办，他们也辛苦了一年。”
他俩面面相觑，不再言语，也没有什么不快。
“喝一点可以，”我看看他俩说；“但一家派一个代表，大家拉拉呱，说说话，开开心，怎么样，不要偷偷摸摸的，到俺大娘家里烧，饭馆死贵的，说话也不方便。”
“好，”他俩相视一眼大声说，高高兴兴地和那几个人去办了。
我想这两个人很好说话啊，人也很好啊，很配合啊，以后的工作一定顺顺当当的。
晚上，我原想会来很多妇女作代表，但来的都是男人，有几个是上了年纪的老长辈，仅一个年轻妇女，她丈夫去年参了军，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两个人过日子有点艰难。
十四五个人拼了三张案桌才坐下，大家很兴奋，很关心这个生产队，必竟都要填饱肚子，又没有别的经济来源，全靠那些地，所以都想听听我这个小队长究竟想干什么。
“今天不是开会，”坐下后我说；“客气的话不说了，我想说的是，这个生产队是大家的生产队，所以随便说，只是以前的矛盾，以前的对与错咱不提，只提今后怎么办，行不？”
“行，”一个看上去有八十多岁的老长辈说；“光说话没用，就看办事怎么样，我有好多年没和大家坐在一起了，今天是来表个态，我觉得这小蛮子行，你看他办的两件事多在理，多利索，我拥护，就这么干。”
“是啊，”另一个看上去和他年纪相仿的老长辈说；“这小伙子办事大大方方的，有脑子，又敢干，我也拥护，就这么定了。”
没想到两位老人这么干脆利落，我还怕他们扯上以前的事呢，这顿酒就不好喝了。
他俩一表态，队长和会计以及其他在座的都痛痛快快地说就这么干，也许，他们在家里已经嘀咕好了，没想到他们这么明事理。
“好，”我高兴地说；“那就喝酒吧。”
因为不谈以前的事，大家心里没了疙瘩，以后总会解决的，友好总比仇视来得愉快，所以又是喝酒，又是划拳的，什么“哥俩好啦，”“爷俩好啦，”“弟俩好啦，”“干啦，”喝得很是痛快，大娘看我的工作顺利，满心欢喜地忙上忙下，我希望今后的工作都能像这样顺利，可是生活并非如此，因为生活远比演戏复杂，戏是人想出来的，里面许多东西修改成迎合读者的心理，生活不是。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早出晚归地拉高粮秸和玉米秸(砍倒后在地里晒干了运回场)，运肥、筛种、把牛喂得饱饱的，准备耕地抢种冬麦，一切似乎顺顺当当的，可老天下起了雨，第一天大家很高兴，好雨，但是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大家的脸上失去了笑容，这地湿透了，到处是水，到啥时候才能耕呢，节气不等人呢，那时候全靠天吃饭，队长急得没了方向，冒雨踩着污黑的稀泥来问我，把我当成了万能的神，他问这雨啥时能停呢，我也焦急地说，队长啊，你是老农啊，我还指望你呢，你都看不出来，我这城里的小蛮子咋能看出来，我确实焦急，再下去，过了季种的小麦减产是肯定的了，他叹了口气，这才明白我比他还不如，无奈地垂着头，歪著身，踩着稀泥走了。
我在街北队干了两个星期的队长后，我们大队来了两人一组的学大寨工作组，组长是县里宣传部的一个干部，姓马，中山装，中年人，白白的，圆脸，胖背有点拱，说话不紧不慢的，但目光严厉，随他一起来的是一个上海女知青，高中生，中等个，春秋两用衫，杏仁眼，挺鼻梁，一看就知道长年参加劳动，晒得乌黑，但透着斯文，她自我介绍叫包月琴，这个工作组组长几天后不知怎么地成了我们的大队书记，原来的成了副书记，他们的到来，甚至是当时我都没感到奇怪，我们队长在马书记的主持下开了几次学大寨的会，我对那些不感兴趣，分组讨论时偷偷溜出去，不敢远离，去看明伊和尚文定上课。
学校在街南头，一小块操场、一个木篮球架、一根旗杆、一棵树、一段铁轨(我们在魏庄的田里听到的悠悠钟声就是敲的它)、两排茅屋、土凳土桌(桌面凳面是高粮秸铺的、抹上褐色的泥巴)因为不通电，没有灯，南北土墙上各开了两扇很大的窗，没有窗框，实际上就是四个洞，为了采光，很大，一抬腿就上去了，到了冬天，北风凛冽，雪花飘飘，就用透明的塑料薄膜遮上，四边糊上泥巴，现在是秋天，洞敞开着，总的来说条件很差，但景色很好，能看见一望无际的田野，朗朗的读书声，夏天还有阵阵的蝉鸣。
正在上课，我一探头，就被小学生看见了，一起转脸，一张张天真的脸，明伊站在黑板前，手里拿着教课书。
“想听课就进来吧，”她笑着朗声说，还真像老师呢。
那些小学生立刻大叫：
“小蛮子进来，小蛮子进来，”他们好像不太遵守课堂纪律。
我笑着从窗户里跨进去，学生少，我在最后一排座位坐下，没想到那些座位没换新的高粮秸，“哗啦”一声，我坐到了地上，孩子们立刻大笑起来。
“你们看看，这位大同学是不是没头没脑的，”明伊笑着说。
“是——的，”集体回答，很热闹。
“你们记得吗，”明伊说；“我跟你们说的老大狼上公交车的故事吗。”
“记——得！”
“那，他就是那位把老大娘写成‘老大狼’的同学，他现在长大了。”
孩子们一阵欢笑，乱哄哄的。
我很高兴，看来我这糗事抹不掉了，都到这儿当经典了，要是教育部长知道了，还要当全国经典呢，以这种方式出名是不是也很好呢。
“那么同学们，要不要听听你们这位大同学究竟是怎么想的，会这么写的呢，”她笑着看我，从来没见她这么开心的，笑意里有揶揄，调皮，怪不得这些小学生这么喜欢她。
“要——的，”孩子们兴奋地叫着，秩序更混乱，都回头来看我，教室里的任何变化学生们都会很兴奋的。
我站起来压低声音说：“那老大娘挎着小篮，包着红头巾，缓慢上来，知道吗，包着红头巾，太像‘狼外婆’了，所以我一糊涂，同学们知道吗，一糊涂就成了一位‘老大狼’上车来了。”
“哈——，”孩子们兴奋地大笑。
明伊抱着胳膊，咬着嘴层，微笑着，看我逗孩子们开心，她真心喜欢，我也开心，她当了老师后阳光灿烂起来，仿佛那些不祥的阴影都被抹掉了。
这教室，明伊费了不少心血，正面的墙上她高高地贴上用红纸剪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像她上小学时那样，黑板重新漆了一遍，地面铲平了，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尚文定的教室也是如此。
不一会儿，学校的钟响了，校长用鎯头敲那段树下的铁轨，声音“当当”地清脆悦耳，悠悠地传在平原里，那是放学的钟声，孩子们嘻嘻哈哈地蜂拥着走出教室，亲热地叫着：“明老师再见，”一个个背着书包走上田野的一条一条小径，他们小小的身影不论春夏秋冬，不论刮风下雨，下雪，都沿着这些小径来上学，学习他们父辈不认识的字(农民大多数没有文化特别是妇女)，传承着他们的血脉，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明伊和尚文定(我也去听他的课)，当老师是幸福的，这里没有轻蔑和歧视，没人喊他们狗崽子，而是喊他们明老师尚老师，他们精心备课，精心教授，细心批改作业，对每一个学生都认真负责，我觉得，他们这么做不仅仅是感激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岗位，而是认为这是极其崇高的岗位，他们在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从他们的眼神，他们的言行，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是在用良知，用品格，用责任来爱这些孩子，用智慧，用心血，再加上同情教这些在艰难困苦中成长的孩子，孩子们的心是纯朴的，敏感的，他们感受到了老师的心，家长们也感到了(他们时常去家访)，于是十里八乡的孩子都被送来了，教室里一下子挤得满满的，校长从心底里喜欢这样的老师，逢人便夸，老书记自然高兴，考大学的阴影似乎云消烟散了，我当时就很肯定，他们在这偏僻的地方一辈子教书都心甘情愿，无怨无悔，这从他们的眼神里能看出，他们步履轻盈，精神愉快地出现在田野、小径、学校、村庄、他们这种闪亮的风采是我插队四年多来从未见过的，我有一种无法表达的欣慰，他们找到了新的生活，新的生活之路，新的寄托，对这样的生活，他们的心灵是满足的，幸福的，生活仿佛在向他们在愉快地招手。
然而，快到“霜降”时，连绵了半个月的秋雨终于停了，但也弄出事来。
那天晚上，队长和会计进来，他们沉着脸，我以为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让我解决呢。
“什么事，”坐下后，我给了他们一人一支“丰收”烟。
他俩对视了一眼，队长嘟嘟囔囔地说：“宅子地(屋前屋后的地，基本上是自留地和菜园地)，都干了，‘湖里’的地(村外的地，他们出工是喊，‘下湖啰’)，不要说耕了，连人都进不去。”
这我明白，宅子地高，干得快，‘湖里’的地洼，有的地方还积着水，下午我刚从那儿回来，全庄人都焦急，牛都喂饱了，站在那儿闲着摇尾巴，人也都闲着，一过“霜降”种麦就晚了（这里的农谚是，‘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当时)，过了节气种的庄稼，先天不足，自然苗稀叶单了。
会计看了队长一眼，探询地看着我说：“能先耕自留地吗？”
原来是为了这个，我还以为他们闹矛盾呢，这两个人闹别扭，队里又一塌糊涂了，人的事最难办，地的事好办。
“你们以前的宅子地是怎么耕的，一共要几天。”
“两天，从东头到西头，今年轮到西头到东头。”
“那就耕吧，抓紧时间，队里地势高的，过两天也能耕了。”
“你同意耕，”他俩瞪大了眼睛，那眼神仿佛商量时，认为我不会同意耕，而且这么爽快地同意。
“耕，牛闲着榣尾巴干什么。”
“你同意耕，”他们再问。
“同意，自留地也是地，一样重要。”
“真没想到你会这么想，那就谢谢你这个小队长了。”
他俩忽地出去了，没想到他们连夜耕起来，用马灯照着，过了一会儿，外面突然喧哗起来，人声鼎沸，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出去一看，整条街前前后后，东西南北四个队都点起了马灯，开始耕自留地，再看一会儿，远远的村庄也有了点点马灯，我觉得我仿佛起了个头。
第二天早晨，队长疲惫不堪地对我说：
“就剩一家了，其它生产队也差不多了。”
“这么快，”看他累坏的样子，我说；“快去歇歇吧，一个晚上够辛苦的。”
“不辛苦，这下放心了，谢谢你，”他摇摇晃晃地走了。
我也放心了许多，自留地一种完，他们明年的麦子有了保障，再干生产队的活也没有了后顾之忧，闲着没事，我走出街口，去看他们修炕房和温室，一个在和泥，两个在抹墙，看样子不会耽搁育苗和炕烟，我一边看一边和他们拉呱，我突然想起来说：
“你们拉犁的大筋(像拔河一样的粗绳)有没有。”
“只有一根。”
“那不行，地一干牛来不及耕，得人拉犁，你们的活得停下来，立刻搓绳，连天黑夜地也要搓好，到时借都借不到，把喂牛的也叫上。”
“行，”他们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去准备了。
怎么到这时才想起来要拉犁呢，我问自己。
我往前走，来到街北队的地边，再过去是小李庄的地了，雨后，褐色的田野湿漉漉的，布满了晶亮的晨露，四下里很静，空气清新，蓝天白云的，景色很美，可我没那心情，地还湿着，只有期望(人类一有了思维就有的那个东西，也有几十万年了吧)，望着高高的天穹，觉得自己很渺小，想起古人望着天空，在高台上挥动佛尘，点香祭天，祈求风调雨顺的仪式，蛮神秘的，我也来试一次吧，满好玩的，我第一次向美丽的蓝天说出了自己的祈求，不要下雨了，像这样再晴它一个星期吧，远处传来了鸟叫声，我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声音呢，所以我赶紧对它说，你还是该怎样就怎样吧，别玩了，一点都不好玩。
“不要客气，至于你，”他说我；“就是贪玩，没关系，人正就行，这个我们议定过了，你要去的那个生产队在街北，家族闹得厉害，谁当队长都不买账，他们提议让知青当队长，这倒是个好主意，去个外来户，没有七大姨八大姑的，一碗水能端平，怎么样，好，没意见，你俩去学校，我和小蛮子去街北，”我在知青里最小，他也叫我小蛮子。
大队部在街上，这儿以前是乡，公社是区，所以这里也赶集。
“队长，我怎么能干这个呢。”
最好他说不想干就别干吧，没啥意思，在魏庄自在点，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可是他却说：“你看看，什么事都是人干的，我十六岁就干上了，多听听意见，一碗水端平就行，我觉得你人缘好，心又正，大队书记也是那么说，明天都去吧。”
也许，他像明伊和尚文定一样，看我整天玩，于今后不利，又不好说，于是就用绳索，像套牛一样套上，让你乖乖干活，该使唤使唤了。
“我就知道你们会来，你们的队长老夸你们，床上坐吧，地方小。”我们谢了他，坐在床沿。
他把椅子转个向，朝我们坐着，然后接着说：“大学没上成，但成绩摆在那里，我们都知道，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几年来你们三个这一点都很好，校长指定要你们两个，我们这里没有正规的老师，都是民办的，由你们两个状元来教，”他哈哈笑着说；“我们是最放心的。”
“谢谢书记和校长，”明伊和尚文定说。
我们一惊。
“大队的学校一直缺老师，”我想起了那悠悠的钟声，田野里的风，他顿了顿说；“现在的一个又要调到县里去了，这样的事得放他走，但没了那老师，学校办不下去了，”哟，我想，那铁轨要不敲了，没了那声音平原更显寂寞了，那风也孤零零了，他接着说；“校长找大队书记，书记找我，我估摸着小队又得吃亏了，你们不在队里干活，可得给你们人头粮，白养着，可我想对你们是好事，生产队给口粮，学校给津贴，小学五块，中学八块，但学校穷，学生少，都给五块，小学中学你们都教，这累点，吃点亏，但这对你们有好处，每月有点活钱，大队又信任你们，我想了想，确实对你们有好处，我挺满意的，就替你们答应了，”说完他抬起头来看我们。
他们去当老师我一百个赞成，他们不用再那么拼命地使用自己的身体了，身体也会好起来，又是和纯朴的孩子和书香打交道，这对他们的精神有好处，我太兴奋了，这样一来，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出去玩了，想跑多远跑多远，可是让我当队长，我一脸疑惑，还以为听错了呢，明伊和尚文定先是瞪大了眼睛，这简直是匪夷所思，不知看中了我什么优点，我也这么奇怪，随后这两个什么事都是心心相印的人满脸笑意，一是让小孩子当队长有点好玩，也不知谁出的主意，他连自己都管不住，二是高兴，我当了队长后，再也不用担心我疯跑得没了边，把我给整住了，至于当老师，他们的脸色当然一百个愿意，而且是感激和开心的，这不是五块钱的津贴(虽然他们很困难没有一点经济来源)，而是到这里后他们所有的一切努力得到了贫下中农的认可和尊重，尤其是考试后，得知他们是出身不好的子女，依然信任和重用他们，让他们出来担任人民的教师，心灵的园丁，这种信任和尊重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照进他们畏缩在黑暗深处的已经枯萎得很小的奄奄一息的心灵之花，拯救了它们，仅一个大队书记的微弱之光便拯救了一对心灵之花，真让人感慨，明伊和尚文定原先死灰色的脸现在有了欣喜的生命之光，他们不仅是感激，而且充满了感动，这个世界并没有忘记他们。
“行，”我们三个都乖乖答应了，到这地步能不答应吗，我看看队长，看看明伊和尚文定，他们都是认认真真的样儿，又觉得，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变化吧，一个新的生活，一片新的天地，要和以前四年的插队生活不一样了，会怎样呢，不知道，这是已经指定了的，有点命中注定的味道(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明伊和尚文定不是那样努力，会让他们考第一第三，当老师，也有他们自己的份吧，也许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可能不走和反悔，那就走下去吧，看看结果吧。
第二天天气很好，天空蔚蓝，能听到灰喜雀在堤林里“嘎嘎”地叫，秋曦宁静地照耀着无边的田野。高染地，玉米地已经发黄，“沙沙”地响，到收割的时节了，大队书记坐在办公室，说是办公室，其实是两个贯通的小房间，门口是大椿树的院子，房间里有一张旧的单人床，一张缺了腿的暗红的旧书桌，用木棍支靠在低矮的窗洞前，上面放着我们熟悉的《安徽日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红旗》杂志等，还有一盏罩口发黑的煤油灯，一听见声音，他就出来迎接我们，非常高兴和热情，他一边招呼我们进屋，一边说：
“行，我就知道这样。”
看他俩这样，我也满心欢喜，他们又活过来了，有了气息，这段日子我一直不愿离开他们就是这个原因，我得陪着他们，现在可以伸展伸展手脚出去玩了，可是让我当队长这怎么出去玩呢，再说，我对这个工作一点也不感兴趣，看看队长整天低着头，背着手就明白了，再说我又不懂季节，也没有这个能力和耐心，还有，你用点机智想一想，让一个知青去当队长，这个队能好吗，肯定乱七八糟的，我自己还乱七八糟的呢，刚才没机会说话，现在赶紧说：
“干什么啊，”我们都一愣，我说；“我们可不想离开魏庄。”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我也不想让你们走，可是，是让他俩去当老师，让你去当队长。”
“不要客气哪，”队长说；“我们只有这点能力，看你们这么遭罪，心里难受哪。”
这是我们到这里，四年多来第一次听他说出自己的感情，而且一直担心着我们，明伊和尚文定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也是，但他们没掉下来，而是一脸的坚定。
“我们一定好好干，”他俩一起说。
明伊和尚文定真挚地说：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考大学成了一场梦，是他们的规划中实现了一半的梦，那一半留在了他们的梦中，也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不让他们按自己的意志生活，要按它的意志生活，而他们的力量太渺小，没能战胜那只手，惨败了下来，然而不管是梦中还是梦外，惨败还是战胜，你都得活下去，活下去又仿佛战胜了那只手，也仿佛那只手不让你在年青的大好时光时逝去，它还要折磨你，人类如果几十亿年的生命都是在年轻时死去，那也没了乐趣，也不符合它的本意，仿佛它天生就是折磨生命的，再说，人类还有屡败屡战的精神(而且我认为有点不公平，就像一句台词说的：‘你对它一无所知，它却对你了如指掌，而且尽量鼓励你去幻想’)，它也有乐趣，如果没了对手，我估摸着它也失去了生存的意义，会寂莫而死，也许会比我们先死，虽说如此，在那件事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心情很不好，我还没有摆脱他们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强烈的想象中，他们绽放的笑容、那母亲、那弟弟、魏庄、大队书记、大徐家，有多少人会来庆贺，我们得喝多少酒，那母亲的病也许一下好了，露出清醒而灿烂的笑容，也不穿得那么花花绿绿了，然而一切都没发生，尚文定和明伊的脸上也没有作出任何任何失望和忧郁的表示，他们只是默默地承受，从外表来看，我们似乎和以前一样，出工、干活、吃饭、睡觉，平静地生活，但有一点不一样了，我们三个去赶集，去公社，总觉得有异样的眼光看我们，考试前他们并不知道他俩什么，考试后知道了他俩是县里的状元和探花，也知道了他俩的身世，眼神里带着佩服和可惜，这些眼神和嘀咕都悄悄地伴随着我们的生活，也仿佛弥漫在田野和小径，也浸染了魏庄，使它在荒凉和偏僻中带着一层无声无息悲哀的迷雾，然而生活总是会起变化，是时间流逝，还是世事本身就是变化无常(像在考卷背后写信的事)，还是它累了，歇一会儿，又要动了，谁也不知道，但人总觉得是在按自己的意志生活，其实不然，别人的决定影响了你，我以前一有空或不想干活了锄头一扔就出去玩，现在天天和他们待在一起，出工，吃饭，睡觉(有时候实在熬不住了，他们能看出来，就催我出去玩，但我很快回来了)，就这样到了这年的秋天。
一天我们正在吃晚饭，队长来了，他不太喜欢进我们的屋，说是把我们屋里搞脏了，他就蹲在门口抽烟袋，弓着那有力的背，说这样自在，他这个人虽然话不多，老实，但也很倔的，我们劝了好几次，劝不进来，就不劝了，还有，他除了开会直视大家，其余的时间老把头低着，背着手走路，一步一步沉重的步伐，仿佛有永远也琢磨不完的事，他到我们这儿来也不怎么说话，但我们明白，他处处想着魏庄，关心着魏庄，按他的说法，那就是有六七十口人看着他，要吃饭，得老想着，我掏出纸条(用明伊和尚文定的有兰线条的写过字的练习簿撕的，已不考大学了)，队长从烟袋捏出一些深褐色厚重的碎烟叶撒上，我卷好，这样的烟卷有一股很浓的纸烧焦的味，不好抽，可我没钱了，还要二十天母亲才会寄钱来，所以每到这样的窘境，我衣袋里就装着一叠这样的纸条，不管走到哪儿，只要掏出纸条，老乡都会给我撒上烟叶，有时候路过村庄，要个馍或讨碗水喝，他们会立刻端来，这一切很难让我忘却。
队长蹲了一会儿说：“大队书记跟我要你们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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