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明伊，她的童年和少年与尚文定的不一样，是纯朴和灿烂的，从她的诗句（那无忧无虑的大海的波浪，就像我少年时代的步履，那海鸥点起的圈圈浪花，就像彩虹中的莲花，是我那时候的笑容），这诗前面已提过，不妨再说一遍，可以更好地理解她，就可以感到，然而这些东西过早地离开了她，就像过早来的秋天，带走了一部分夏天的阳光，父母遭迫害后，那些丑恶的东西浸染了她，悄无声息地像鬼魅般的寄生虫一样趴在她的心灵上(世界上竟有这种丑陋而又不属于她的东西)，一点点吸掉她的天真、纯洁、阳光、笑容、灿烂，它吸进去是如此美好的东西，排泄出来的却是轻蔑和歧视，这种丑恶的毒液，她无法摆脱它，挤掉它，清掉它，只能让它趴在心上，所以她的心灵之花，下面的一半已发黑，发臭，剩下的一半还在苦苦挣扎，竭力向上伸展渴望生活的阳光，因此，明伊的行为举止有时是古怪的、僵硬的、麻木的、黑暗的，有时候又本能地露出笑容，露出一点仅剩的阳光，包括她的笑容，她成了一半黑一半透明的人，看上去异常美丽，但带着哀婉的忧伤，生活真是奇特，什么样的奇花异草都能培育出来，在她苦苦挣扎时，发现了一朵和她差不多一样的花，那就是尚文定，这两朵一条苦藤上的花自然地亲近起来，在风雨中生长着，生活着，现在来了一点阳光，这种阳光对于那些有优势的藤啊花啊来说，那是理所当然的，自然的，但对于他俩这条藤上的花来说，迟久过来的光，会怀疑，不信，畏缩，不敢接受，就像移过门口的阳光。
晚上，听到消息的队长和他的老婆，翠花，秀兰以及一切听到消息的人都来到我们矮小的磨屋(这个庄子是这么小)，来看这两个第一名和第三名的人，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喜悦，非常大方地表达出来，并且毫无吝啬地让它漫延开来，明伊坐在灶前的小凳上，尚文定坐在案桌旁，我坐在他旁边。
“我就知道他俩上，”队长说。
“那还用说，”他老婆说；“看着都让人喜欢，”她接着说；“小蛮子也让我喜欢，你看他两眼多有神，直直的，今后准像他俩一样有出息。”
“是啊是啊，俺庄可摊上三个有出息的人，考得那么好。”
“那还用说，”
夸奖的话，希望的前景，喜悦的心情，弥漫在小磨屋，渐渐漫出窗洞、门，在庄里的菜园上、茅草顶、树梢上扩散，油灯的火苗一闪一闪摇曳的光，驱散着阴影和忧郁，也慢慢渗入他俩苦难的心灵，进大学，这个他们一直预期的希望，这个他们渴望的希望，这个他们心灵的阳光已触手可及，因为这一次是考的大学，不是仅凭推荐的大学，就如苏新新所说的“他出来工作了……这是有点变化的，这是国家的需要，要抓住机会，”郑建国说，“一些工作要转向了，”他们看到了什么，变化，他们就是这个意思，看来是对的，这次要考的大学就像一束强光射进他们黑暗的心灵里，更重要的是这个在黑暗中待得够久的，受够苦难的畏缩的心灵，颤抖地接受了，并且强烈地渴望起来，进大学，多么美丽的语言，这成了可能的事，他俩的脸鲜艳起来，额头明亮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是暗色的），他们的眼睛看上去突然非常美丽，这不是外形的美，是那种苦难心灵要绽放生命，要醒过来的美，他们会用那样的眼睛来看世界、看魏庄、看田野、看沱河和堤林，以及那上面金色的天空和飞来飞去的灰喜鹊，并且还要这样看我，真让人高兴。
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也快过去了，我们所掂念的那件事却没人再提起过，我们出工，我们回来做饭，我们看书，一切似乎都很平静，仿佛魏庄又回到了波澜不惊的日子。
一天，我们正在汗流夹背地锄地，离庄子很远，快到老荒地了，午后的阳光斜照着我们，会计远远地在蓝天下向我们挥手，只是一个人影，我预感着有消息了，不然他不会绕道过来（把信和报纸从我们门缝里一塞就完了），我的心又“呯呯”跳起来，这次是什么消息呢，应该来通知了，要是进了的话，管它是什么大学，太让人兴奋了，怎么来庆贺呢，明伊和尚文定也拿下草帽向脸上扇风，向他眺望，我看了他俩一眼，飞快地奔向地头，往常也是这样。
会计站在田边褐色的小路上，白褂，脸色默然，一言不发把报纸递给我，转身走了，真怪，不说话，也没有信，我把手中的报纸打开，映入眼帘的大标题是《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定神一看是一份写在考卷背面的信，我飞快地浏览，其中一些话让我心悸，手也微抖，信上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且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垄断了……，我自己的政治面貌，社会关系都清白……，”看到这里我脸色都变了，这是明伊和尚文定的致命伤，考大学就考大学呗，怎么考不好扯起政治面貌和社会关系了呢，它们有必然的联系吗，我想这个可怜的人，想上大学，没考好（这种心情我理解），但怎么会想起来写信呢，明年再考嘛，都上报纸了，看完信和编者按，我心慌地跳得厉害，我本能地预感到我们这边的人要倒霉和可怜了。
我默不出声地把报纸递给明伊，她先是奇怪，我这只猴子怎么没蹦没跳地，然后脸色数变，又平静下来，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地把报纸递给尚文定，他站着看。
锄地的妇女们用疑惑的眼神看我们这三个蛮子，搞什么鬼。
要来的终究是要来的(我母亲语)，我走过去对她们说：
“考试的分数可能不算了。”
“不算了，那怎么进大学？”
“不考试，那是什么大学？”
“有那样的大学吗？”
“怎么说不算了就不算了呢。”
“这么好的人都不要，他们要什么人呢？”
“那是学校又要停课了。”
她们又有了新的话题，自然是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明伊站着，戴着草帽，扶着锄头，什么话也没说，尚文定也站着，低着头，拿着报纸。
她抬头看看辽阔的天空，然后把目光收回来，望向无边的绿色的平原，远方的风吹过来，吹过田野、小径，隐隐约约传来街上放学的钟声(那是一段铁轨，)沱河里涨满了水，哗哗地流着，灰喜雀在那儿嗄嗄地叫，一切还是那样宁静。
晚上，队长和他老婆来了，队长蹲在门口，“叭嗒叭嗒”地抽旱烟，那烟袋一动不动，他老婆坐在明伊的旁边，油灯“噗，噗”地响着。
几天后传来的消息是，我们公社摊到了两个上大学的名额，是上海和合肥的大学，没有计较分数，还有就是，整个公社都知道了他们是出身不好的子女（林音音是资本家的女儿），林音音来我们魏庄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回了赵庄。
考大学的事结束了，又是东方太阳红，我们依旧出工，依旧沿小径回来，魏庄又恢复了平静，他俩也仿佛回到了过去，但不是真正的过去，过去他俩的生活道路是朝着考大学走，现在这条路断了，他们得拐弯，找另一条生活之路，一条新的人生路，什么路呢，多长呢，在哪儿呢，还是像我一样随波逐流呢，他们怎么想呢，这一点也不知道，雨后，他们依旧去河堤，坐那儿，但他们膝盖上仍然放着书，只是坐在那儿，外人看上去他们似乎是在享受那些荒凉的寂静，那些哗哗的流水声，飒飒的树叶声，但我明白，那是他们旧时的习惯，使他们坐在河堤上，这种景致，远处看很美，树、河流、人、宁静的草，近处，他们一动也不动。
一封写在考卷背面的信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招生路线，这是非常奇怪的，竟然在那个时代就那么发生了，你能想到吗，这也许是世界考试史上没有的，却发生了，它关死了考试进大学的门，这是一座沉重的门，直到一九七七年才被他历史性地打开，离我们那时候有四年之久。
这些话我听得很受用，在地上躺得也很舒服，这一关他们过得真漂亮，他们竟实现了他们多年的愿望，展现了他们的能力，然而当我坐起来时，迎面站着的明伊和尚文定并没有出现我一路奔过来期望的那种兴奋、高兴、欢叫，甚至连笑容都没一个，这情景真让我失望，像腾起的火焰突然浇了一盆冷水，所有的兴奋都被浇得冰凉，尚文定呆呆地看着我，即使现在我都觉得我当时很清醒，尚文定不是“范进中举”的发呆，也不是没有反应过来的发呆，而是一种麻木，心灵被长久失望折磨得没有动静的麻木，仿佛心灵已经死去的发呆。
他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就离开了家，学挍看他的眼光变了，母亲也失去了笑容，成了一个整天不说话的人，接着成了一个神智半清的人，慢慢地自生自长地话多起来，但尚文定并没有高兴起来，因为那都是无心智的自言自语，这让他害怕和恐慌，但又无奈，慢慢地自己变得沉默寡言了，生活从小就在他心里播下了一颗苦涩的种子，再以各种各样似有似无的轻蔑和歧视来培育它，这种子在他心里发芽，生长，蔓枝，慢慢成了他的血和肉，他的血和肉是苦涩的，所以他的笑容是苦涩的，这种笑容不会使人愉快，更多的是不舒服和忧郁，喜悦、兴奋、赞扬、阳光、慢慢地在他的印象里成了别人的，他已忘记了这些东西。
锄地的人都拄着锄头，看着我一脸吃惊的神色，因为我脸色苍白，直喘气，弯腰，一手撑着膝盖，一手向她指着，喘了好几口气才说出话来，我本想捉弄他们一下，“什么考得不理想，”“不知道，”这么折磨我，但我本性不是这样的，我希望他们能高兴地跳起来，于是我立刻说：
“尚文定第一，你第三，林音音第六，大队书记说的，苏新新来的电话，”我本想看他们兴奋的脸色，但我实在撑不住了，也不管苗不苗的，一屁股坐下来，干脆躺在了地里，妇女们说：
“啊哟，小蛮子累死了！”
“尚文定第一，明伊第三，林音音第六，都是我们大队的。”
“啊哟，乖乖不得了，那是状元了。”
地是锄不成了，她们七嘴八舌地有了话题，也不东家长西家短了，还嚷嚷个不停：“那是文曲星知道吗，北斗星宫里的文曲星，”“我早就看出来了，走路都和我们不一样，”“这回俺庄光彩了，”“小的不行，只知道吃，”“真可怜哪，终于考上了，”“这回高兴了，”等等等等。
是好是坏呢，从他说苏新新来电话，一种不安就快速流过我全身，我的心开始“砰砰”地跳，是骡是马立刻知道了，我最怕他先叹一口气，然后再说，或者是，这个嘛……，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让我心里有个准备，然后再说不好的事，领导开头总是这样的，现在要见分晓了，我克制着，作好了准备，递了一支烟给他，他接过说：
“我们大队三个考得太好了。”
我没想到是这句话，一下子愣住了，我猜得最好的是考得不错，或者是考得不怎么样，最怕的是走极端，那就彻底玩完了，现在的确是极端，是好的极端，但究竟好到什么程度，于是我问：
“什么第一第六的，”有听见的问，她们都围了过来。
我躺在地上说：
我一口气跑了五里地，太累了，我在地头弯腰喘气，心想：“山不过来，那我就过去吧，”（穆罕默德语），于是我避开苗地向他们跑去。
“怎么一回事，”明伊问。
那会计听我们有事，说了声待会儿见，朝我笑笑，算是打了招呼，便走开了。
那是有消息了，不然苏新新不会打电话来，她从来没打过电话，她和大徐家的人一起关心着希望着看着这次考试。
这是好到极点了，什么分数不分数的，第一才是最要紧的，怪不得他说考得太好了，这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也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想象，怪不得苏新新会来电话，而且笑嘻嘻的，她也会感到光彩，因为我们是一个公社的，现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走了，他们要飞向光明了，因为一个公社即便是2个名额（我们有十几个公社），一个县有二三十个名额，而且这次是考的，从高到低录取，由县里安排，因为他们已经推荐上去了。
“你这小蛮子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通知他们，”大队书记高兴地说。我这才回过神来，慌忙谢了他，撒腿就跑，看来和我待在一起的人并不笨，这有意思，我一口气跑到魏庄地头，我知道他们在锄地，在锄那块夏绿豆（割过麦再种的晚绿豆）。
我在地头又是大喊大叫，又是挥手地，他们锄得太远，又是逆风，听不见声音，传不过去，看我发疯似地挥手，他们张望了。
“多少分？”
“尚文定第一，明伊第三，林音音第六。”
接下来的日子尤其漫长，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过去了，又是那么一天过去了，这种等待的日子非常难熬，我们锄地是为了等待、挑水抱柴是为了等待、睡觉是为了等待、上厕所是为了等待、等待会改变一个人，我看出去磨屋在等待、案桌在等待、水缸在等待、田野和小径在等待，队长问我究竟考得怎么样，我不知明伊和尚文定怎么对他说的，所以他要确定一下，看着他关切而又老实的脸，我挠着头说，很好啊，能说不好吗，到时再找托词就行了，其实他也在等待，他点了点头，背着手走了，明伊和尚文定回来后不怎么说话了，也小声对过答案，总觉得不满意，这种一模一样的等待脸色谁都能看出来，所以队长再来问我，他也扛不住了。
然而一切事情终究要过去的，一天我去赶集，大队书记突然把我叫进去，他在院子里和大队会计谈工作，书记转过头来对我说：
“那个苏新新来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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