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绕来绕去的，”明伊说；“那是横、竖、撇、捺，看你把中国的汉字说成什么了。”
“像一团蜘蛛。”
她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说：
“这些都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变的，总比无所事事有意义吧。”
“那也没有东西可以写啊。”
“就写我们插队生活啊，什么喝酒啦，锄地啦，打场啦，拉犁啦，哄我们吃癞蛤蟆啦，什么都可以写。”
“谁看那种小说。”
“错了，”尚文定说；“真正的小说就是生活，你所讲的《大卫.科波菲尔>有惊险的东西吗,没有,什么我上教堂啦,姨婆啦,密考伯啦,尤利亚啦,我最喜欢海默了,穿一条没有腿也能直立起来的裤子,这是作者的话还是你的话.”
“当然是作者的话了,”我印象很深的，这家伙，我觉得他很像海默，从来不说话。
明伊接过话说：
“小说就是把生活写出来，你看，狄更斯让我们知道了十九世纪初英国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追求的是什么，我很喜欢里面的艾妮斯，那么善良的一个姑娘，一直等着大卫.科波菲尔。”
我被说得有点犹豫起来，是不是应该写他们说的那些，我看的小说很多，确实有那类小说《像德伯家的苔丝》、《高老头》、《童年》、《在人间》、《约翰.克利斯朵夫》、《远大前程》应该就是写生活的。
她大概看出我的犹豫趁热打铁般地说：
“所以你要学习。”
“怎么学呢？”
“复习功课啊，考大学啊，我和尚文定都觉得你应该考文科。”
我总算明白过来了，笑出声来说：
“好啊，你们商量好了，原来是绕我上大学啊。”
看我笑得这么开心，他俩也笑起来，明伊说：
“严肃点，考大学是件好事，目前的形势下是你唯一可挑选的事，让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除此之外，你只能得过且过，随波逐流，只能听从命运，没了意志，明白吗！”
“非常明白，可是，”我说；“我真的不想念书，一看见老师和教室我就头晕，浑身没劲，像掉进枯井里一样，再说我也写不出，字也识得不多，我没有思想，也不会写内心世界。”
“你会有思想的，”尚文定轻声说，也仿佛是对自己说；“你看到了许多东西，它会让你去想的。”
现在想起来，那悠悠的声音还在河堤上，在那儿等着。
看我不说话，他们不再劝，但明伊用烟波似的眼睛看着我说：
“不上大学也能写小说，高尔基我是知道的，生活就是大学，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拿起笔来写我们，你不是单纯的人，”她停顿了一下说；“我已经看到了你的未来。”
这是什么意思，而且最后一句话让人有点心怵，像咒语般地贴上来，后来发生了那么多的事，这句已经贴上心的咒符般预言又让我想起她看着我的清澈的眼睛，一直跟着我，等我拿起笔，写下这部小说的第一个字，我还觉得她会一直看下去，不过还是回到她说话的那年吧，生活和故事都没有结束，远不会那么简单。
那次我回到魏庄不到两个月，带来的六十多斤大米就吃完了，离割麦还有二十多天，只能天天吃红薯和白干面，这些东西淀粉太多，泡在胃里天天吐酸水，以至于红薯或白干面馍做熟了一闻那味就打恶心，而生产队仓库里什么粮食也没有了，只有打扫干净的门口那块空地，准备放新麦，这年春季国家也没发救济粮，我实在熬不住，就到女知青点去蹭饭，她们很欢迎我，但能拿出来的就是饼干和云片糕，她们藏在箱子里，有一股樟脑味，米和面都没有，有的男知青点连白干面都没有，大家都在艰难地等麦收。
在这之前，大队为了修离魏庄有五里远的那条大沟上的闸（防沱河的洪水倒灌），每个生产队分到了上山拉石头的任务，我们队里用牛车(舍不得用牛)，人拉，来回二百多里地，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去的时候是空车“哐当哐当”地响，我们不到二十来个人有说有笑，拉车的绳子松松垮垮，待在山下排队装好石头(估计两三千斤)，天快黑了，在山脚不远处一个村庄的打麦场过夜，北方的春夜极寒，我们不知道要过夜，来时还脱掉了毛衣，以防拉车出汗(这是我出的主意)，老乡们穿着棉袄棉裤(他们要到夏天才脱掉里面只是一件单衣)，靠着麦垛打盹，队长在我们身上盖了厚厚的麦草，只露出脸，但依然冷，场上的风很大，躺在麦草下像老鼠，身下是冰凉的泥地，我们蜷缩着，哆哆嗦嗦地过了一夜，明伊缩在麦草里说：“怎么又信了他的话呢”，“这是命中注定，跟着他就是要倒霉，”尚文定说。
第二天一早，吃了自带的冰凉的白干面馍，喊着号子往回拉，绳子绷得紧紧的(这种车是木头做的除了钉子，车箍、车轭、车轴是铁的，其余的全是厚重的木头，没有避震的东西，空车弹得厉害，重车沉得厉害，笨重的像一辆没有动力的坦克），要上坡了(越过高高的公路)，拼命喊着号子，拉的拉，推的推，扳车轱辘的扳车轱辘，下坡也不是好事，两人在前面使劲用肩膀抵住车头两旁的架子，其余的人反向拉着，一步一步放下去，任何人都不敢松劲，万一拉不住，这种没有刹车的装满石头的木头车冲下去，当真是车毁人亡，真没想到拉车是这种模样，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一帮人像傻瓜似地弄这种东西，而且回家还要低头弯腰地拉一百多里地，今后还不知要拉多少年，真想像割麦那样扔了镰刀(绳子)逃了算了，可能逃哪儿去呢，二十来个人都在拉，还有一百里路，你又不是不能干，不能拉，好意思吗，只能怨自己命苦，注定要拉这种车，可是又想，要是生下来就在魏庄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就安心了，也不会弄得自己痛苦和不高兴，可是为什么非要觉得自己和农民是不一样的人呢，我来到这个世上真有什么特别吗，为什么我不该倒霉而生在农村的人该倒霉呢，而且一来到世上就倒霉，我孬好还在大城市里待过，打过电，话坐过公交车，乘过电梯，看过霓虹灯，而他们什么也没有，可为什么是我们上山下乡，他们可以留在上海呢，看来还是有命这个东西的，尚文定能知道自己的父亲去青海吗，明伊会想到自己的父母遭迫害吗，弄得这么苦，这都不是自己能掌握的，命运之手在那儿，在我们头上，这只手是存在的，我们和它是什么关系呢，怎样和它亲热亲热，搞好关系呢，可它又不喝酒不抽烟的，又不知在哪儿，我一边低头拉着，一边抑制不住地胡思乱想，就像上课开小差似地，以求时间过得快一点，不单调一点，可是路长着呢，要天黑才到家，现在还只是上午呐，刚开始，牛车吱吱呀呀地响着，明伊和尚文定像农民一样，一声不吭使劲拉着，他们的脸上好像什么也没在想。
于是我归我地想，这种笨重的牛车大概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就在用了，现在我们三个大城市的学生和这些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一齐喊着号子，合力拉着这种不知哪朝发明的、古老的、笨重的原始的运输工具，一时觉得我们仿佛是在一起拉着中国沉重的落后的历史在前进，一年一年穿过了无数朝代拉到现在，非常累，虽然这样，但又觉得我们祖祖辈辈大概还没有城市这个概念的时候，正是用这种最原始的工具同大自然，同那只无情的手作斗争，获取生存的权力，他们没有倒下来，一步一步走了五千多年，一直走到今天，我想，这种凝聚了五千年的精神和意志，疑聚了五千年的步伐，仿佛也是不会被什么力量摧毁的，可是人类的历史有几百万年呢，地球上的生命有几十亿年呢，真是宏伟的历史，我今天活着，应不应该感到骄傲呢，而不是怨天尤人呢，如果人类一开始就怨天尤人早就被那只手拍死了，扔在一边，还能让我神气活现地站在地球上，这样想的话，几百万年前，人类大概还蹲在树上或在山洞里吧，这生命还真的很尊贵呢，上上下下看看自己，摸摸自己，这生命有几十亿年的历史呢，应该很值钱吧，至少应该珍惜它吧。
我一路胡思乱想，路越来越短，天越来越暗，我们终于拉到了沱河边，卸了石头，回到魏庄，家家户户点着油灯，照耀着我们和牛车，队长的老婆做了玉米稀饭和掺了点麦面的玉米饼，我们狼吞虎咽地吞了下去。
那天晚上，我腰酸背痛地哼哼叽叽地睡了一夜，从来没这么累过，也没听到打雷和下雨，以后再也不去拉这种车了，太没意思了。
第二天，天空远远地湛蓝湛蓝。
春天终于过去了，又到了明媚的夏天，传达了一位福建知青家长的信，毛主席作出了鼓舞人心的回应，还寄了三百元钱给他，接着是雷厉风行的措施，刹住了歪风邪气，有力地枪决和判处了那些犯了不要脸的罪行的人，使上山下乡运动能够继续下去，知青生活得到了有力地改善，上级还规定：知青的住房不许盖在村边、场边、路边(住在炕房和牛屋里的知青搬了出来)，公社书记说，只要生产队有粮食，就得给知青吃，还发了三个月的救济粮，全国的城市还派出了慰问团，常住当地，有条件的城市还要从财力人力上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知青欢欣鼓舞。
一天我们正在夏锄，老远一个人向我们挥手，因为太远，有空气的阻力，他声音传不过来，像是会计，妇女们指指我们，他像影子般点点头，我们扔下锄头，妇女们叫我们扛上，别干了，肯定有事。
会计比我们大两岁，念过高小，在乡里算是有文化的人，他不抽烟，不喝酒，是文质彬彬的人，他手里拿着报纸(《参考消息》、《安徽日报》、《人民日报》、这是大队的报纸，带给我们看)和信，中午他和队长去大队开会，现在散会了，那时候我们差不多一个月收到信，千里之外的来信自然高兴，唐诗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虽然现在是和平时期，但在偏僻乡村收到家信自然开心，我们各自一封，明伊的信是黑龙江弟弟寄来的，更远，可以说是天涯海角。
“先不要看信，”他把信给我们，我有话说；“坐下吧，你们也歇歇。”
说什么话呢，我们有点疑惑，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田边的沟旁坐下，他看了看我们三个，说：
“有一个消息，”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看着明伊和尚文定说；“要考大学了（这是73年）。”
要考大学了？明伊和尚文定日夜盼望和相信的事终于来了。
然而你年年盼天天盼的消息真的来了，你一下子不太相信，仿佛长年累月地等待才是真实的，现实的，因为你浑身上下就是生活在过去的等待里面，其他的和你没关系，其实呢，这个消息确实不存在你过去的生活里，只是精神里的一个想象，现在来了，摆在你面前，要进入你生活，让你相信，让你接受，你作好准备了吗？
“你说什么，”他俩一动不动，明伊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他，她就是那种反应，好像没听清楚，也好象自己不知说出的是什么。
“要考大学了，这次和以往不同，是要考的，”他针对明伊那种神态，一字一顿地又说了一遍，整个魏庄的人都知道他俩要考大学，接着他又说；“我已经替你们报名了，”他说；“三个都报了。”
已经报名，消息来得太突然太快太多狂轰滥炸的接受不了，而且晕头晕脑的，一点都没搞明白，我还没来得及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明伊却先问：
“考大学，报名了？”
“是的，已经报好了，请放心吧，三个都报好了。”
可我们一点都不放心，事情根本没弄明白。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实在忍不住他那种停停顿顿半吊子的说话方式，和这种人说话累死了，急死了，虽然知道他是个慢慢吞吞的人，记帐也是慢慢吞吞的有点像老学究，但他像所有魏庄的人，心底很善良。
“不要着急吗，我话还没有说完吗，”他接下去说；“是公社打来的电话，大队书记说我们大队知青最多，还没走掉过一个，要多要几个名额，公社说就推荐三个吧，但这是考大学的名额，不是上大学的名额，李庄报了一个，小赵报了一个，我们报了仨。”
“接下来呢？”我问。
“明天一早开知青到大队开会，评选三个，下午报到公社，大后天上县里考试，就这些。”
这回像是真的了，可也太突然了(命运就是这样出其不意)。
当这个几年来他们希望着等待着的命运突然降临在他们面前，他们什么反应呢，尚文定的表情尚可，一惊，很快平静下来，那神色我明白，那是他确信会来的事，一个国家不可能不考大学（尚文定语），只是在漫长的等待中毫无征兆地突然降临才一惊，随后平静下来，像平时那样不说话不插话，认真听我们说，明伊却有点不对劲，四肢有点瘫痪般地发呆，失神的眼晴看着会计，她这种模样我一点也不奇怪她受过惊吓的心灵还不完全相信这个事实，一是这个消息不是开会传达的，也不是报纸登的，这个重要的国策是这个偏僻乡村的会计说的，二是自己多年来想的东西怎么会真的来呢？这也难怪，自从父母遭迫害后她经历的只能是一连串的恶运和倒霉，现在好运来了她还真不敢伸手接，缩着，因为要是考上了很快就会打行李离开农村，她不敢那样想，因为她明白在这好运之前自己的政审怎么过，可是自己又为什么拼命复习和劳动呢，还不是期盼能看表现看成绩吗，不是还有希望吗，所以我们看到她的脸像夏日的风景，阴影和阳光飞掠而过，她的心上上下下被那两种想法折磨着，实际上她的恶运并不长，不像尚文定那样从童年就开始了，但也够她这一辈子受的了，除非她父母这时候突然平反，这还不真不好说，这也是我们所有人一直期盼的。
会计看了他俩一眼说：
“别干了，回家吧，”他的意思很明白，他俩的精神受到了刺激，激动了，蹦起来了，需要回家躺在床上安安心，定定神，他这样想我能理解，谁都能看出他俩的表情需要那样来一下，他接着说；“不要多想，安心考吧，我还得通知马桥和小吕家的知青，我是直接过来的。”
那两个村是我们西北联防的，是民兵组织的一个排，排长就是他这个会计。
“怎么把我也报上了，”站起来时我拍拍屁股上的灰问。
“大队嘛，一共三个名额，我们报俩可能砍掉我们一个，报仨，他不好意思砍我们两个，大队书记和队长们在小饭馆喝酒嘀咕着哪，他让我先回来告诉你们的。”
“噢，原来我是炮灰，送上去是被砍的。”
他三个都笑起来。
“你就是不正经，”明伊说；“谁舍得砍你。”
“这叫丢卒保车，亏你还下象棋，”会计说；“我走了。”
“好吧，”我说；“丢就丢吧，我们也回庄吧。”
“天还没黑呢，还能锄一会儿，”明伊说。
我想起他们先前的神色，心想，他们一边干活一边缓神也好，这消息太重要了。
“好吧，”我说；“我可不想干了。”
我扛着锄头回庄，挑水、抱柴、和面、贴饼，本来想擀面条的，但擀面条太费劲，面要揉啊揣啊一直把面和到面光、手光、盆光这三样都做到了，擀出来的面条才好吃，我懒得这么费劲，做饼就不同了，稀里糊涂地和上面，往锅里一贴就行了，但我锅烧得很好，能把饼的底部烤得金黄，虽然上面有指印，却又脆又香，明伊吃我的饼常嘀咕，吃的时候会想起我的小手，这么弄那么弄地，上面全是指印，我说这是如来佛的掌印，“啪啪啪”地贴上去。
“啪你个鬼啊，连做饭都不好好弄明，”伊如此说。
队长很晚回来，摇摇晃晃地来到我们磨屋门口说：
“都知道了？”
“知道了。”
“放心去吧，我喝多了，得去睡了。”
他一副醉态朦胧的样子，拿着旱烟袋，他脸上的皱纹很深，从来没看他这样过，看来他费了不少心。
那天晚上我们没睡好，月光从没了窗棂的窗洞直照进来，白晃晃的，一片透明，很静，我知道突然考大学的的消息他们还没来得及消化，吃晚饭时他们就没说话，一块石头“扑嗵”一声扔进了他们一直平静的心，一圈一圈不断荡开来，他们有许多事要想，考大学，他们准备了好几年，先前的预判，刻苦劳动，油灯下日日夜夜复习功课，以及我为他们带来的书都没有白费，过去的生活结束了，踏进了考大学的路程，有好几道关口要过呢，明天的推荐会、检查身体、考试、政审、通知，每一关都让人心焦，他们心中的波澜肯定比我还大，还深，他们会想起过去的种种今后的种种，接下来他们会担心，会害怕，害怕不可知的未来，是一片灿烂的美景，还是一片还不知的黑暗，但是命运之神已经向他们召唤，他们只能向它飞去，想停也停不住，考大学的命运之车已经启动，不由他们了，而我呢，真心祝愿他们能考进，离开这块地方，真是这样，我会既高兴又伤心，高兴的是他们实现人生的愿望，进入崭新的生活，以前的忧郁愁闷一扫而光，意气奋发，回首往事一切都是美好的，苦中有甜，伤心的是，魏庄就剩我一个人了，沱河边再也不会有他们捧书的身影，也没有人喊我吃饭了，我真真的独往独来了，最多是坐在沱河边看他们的来信，听他们讲那所大一点学校里努力学习的新生活，或者是要我好好劳动，早日招工，让他们开心，自然会有想念魏庄啦想念沱好啦的字语，还会想念我，当然我在沱河边也会想他们的，我就这样胡思乱想，最后伤心战胜高兴地睡着了，因为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第二天上午，我们近四十个知青坐在大队的会议室，因为还是夏天，我们坐在地上，我们大队只有七个男的，其余的都是女的，除了一个女的回上海看病，其余的都到齐了，我们按小队自然地坐在一起，有些人许久不见，不停地打招呼，显得很亲热，但这毕竟是四年来我们大队第一次招工（招生），坐下后神情严肃，大队书记拿着旱烟袋站起来说：
“大家都知道了？”
“知道了，”响亮的回答。
“很好，”他接着说；“我们大队认为，为了不浪费名额，要推荐表现好的，长年在这里干活的，还有就是学历高的，年龄大的先走，反正考大学一开头年年都要有的，”后面的话好像安慰大家，鼓励大家，要往明年看，往后看，看得远一点，他接着说；“昨天的队长会上报上来5个，”他念了这5个人的名字，当念到我的名字时，大家窃窃私语，看了看我，露出惊讶的神色，这个我当然明白，去玩的时候都知道我不喜欢念书，怎么要考大学了呢。
“好吧，现在从这5个人里评选出3个，只有3个名额，去掉2个。”
这不好评呢，整个大队的知青都在这里，几年来谁好谁坏的一目了然，但又不能当面说谁好谁坏的，在这种场合说谁不行，谁坏，会记你一辈子，再说领导也在场，你要说XXX人坏，真是吃了狮子心豹子胆，对这个人恨到了极至，并想毁掉他的大好前程，再说大队书记说得很明白，要学历高的，年龄大的，表现好的，这是很明白的事，谁也不会唱反调，因为你今后也要过这一关，这是毋庸违言的。
队长们昨天开完会留下来喝酒，是不是这么嘀咕的，五个高中生走三，初中生全留下，这是肯定的，我应该主动点，表个态，打破僵局，即使是炮灰，也要牺牲得光荣点，豪气一点。
于是我站起来说：
“书记，我不考大学，条件不够。”
书记原先是蹲着的，大队开会没有主席台，大家坐在地上（或蹲着），他磕了磕烟袋站起来，满面笑容地说：
“这很好，高姿态，要表扬，”然后向大家说；“好好干，今后有的是机会，这么大一个国家需要许多大学生。”
他话音刚落，李庄报了名的那个女知青站起来说：
“我也留下，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考大学。”
“好，”大队书记欣喜地说；“真是好样的，你的表现大队知道，非常上（好的意思），好好干，明年推荐你。”
这是不是也是说好的呢，那个女知青听到大队书记当着知青的面表扬她，还说明年推荐她，眉开颜笑地坐下来，这个肯定也是嘀咕好的，李庄的队长知道她比不过明伊和尚文定他们，但为明年预定一个名额这也非常好，一年过得很快，那个女知青确实表现不错，这对她是一个很好的鼓励，这女知青今后的一年肯定像疯兔子一样劳动。
其实那些有知青的队长都希望自己庄里的知青有一个好的前程，能走出这片土地过上好日子，他们同情知青，照顾知青，所以大队书记的工作不好做，他们喝酒嘀咕就是要嘀咕出一个合情合理的，队长满意，知青高兴的结果，现在的结果大家都满意，这三个是大队最好的，其实呢，大队书记和队长们一样，也希望自己大队的知青都能早一点走出这个偏僻的乡村去上大学，去当工人，出去的越多越好，所以每次招工招生大队书记在公社争来争去，都想多要一个名额，让自己的知青们高高兴兴地离开这里。
没想到这会开得这么顺当，明伊和尚文定通过了，我非常高兴，原以为会磕磕碰碰，我们队一下子报了三个有点不公，有人提出来怎么办，明伊和尚文定会怎么处理，我想，明伊和尚文定一定会站起来说她（他）不考，那就麻烦了，他们就是这样的人，绝不会让人在背后说闲话，更不会与别人争来争去的，他们来时的神色就是这样的，也许我昨晚睡着后商量好了(不想让我知道)，虽然翻来复去地睡不好，担心着，盼望着，但绝不会事到临头再想办法，他们准备好了，幸亏李庄的知青大大方方站起来，我真的好佩服她，尊敬她，考大学是人生的大事，真不容易，肯谦让，因为谁知道明年会怎样呢，朝令夕改的事经常发生，我真的比他俩还紧张，还累，终于松了一口气，列车继续开下去。
问题解决了，大队书记非常高兴，说了一些关心大家和勉励大家的话，然后宣布散会，但让三个被推荐的人留下来，说要给公社打电话汇报，听回音。
不一会儿他回来说：
“你们三个后天到县里检查身体，身体及格了再填表，大后天在县里考试，”他停顿了一说；“你们县里有熟人吗，住县里，不要来回折腾了，也考不好，”他还说生产队一天一人补助四毛钱，大队没钱，不补助，希望我们别紧张，考出好成绩。
应该说这三个知青在我们大队是最好的，公社明白，所以当场通过，小赵的那个女知青就是来时给我们吃巧克力的，我经常上她那儿去玩(她家的经济条件可能要好一些，我特意挑赶集的日子去，她都买肉招待我，同队的女知青一看见我就说，吃肉的来了，今天可以包饺子了)，她也是没命地干活，四年了，她跟明伊和尚文定一样，只回过上海一次，所以知青佩服，没一点意见。
那天晚上我们还是没睡好，我算过了还有三大关，检查身体、考试、政审，任何一关都会把你涮下来，而且你失去了以后的希望，你只能有一次，不可能每年推荐你，有那么多人等着哪，而且知道考大学了会有更多的人复习功课，好好劳动，但现在总算占了先机，走出了第一步。
第二天我们没出工，忙着去县里的准备，巧克力女一早就来了她要住一宿，明天和我们一起去县城，她帮着明伊和尚文定做烙饼和馒头，她也是手脚利索的人，饼和馒头都放了葱和盐，还抹了薄薄一层香喷喷的猪油，都是今年的新麦，很香，他们一边做我一边吃，再说现在是夏天，路上不怕凉，军用水壶和盐水瓶都灌好了凉开水，替换的衣服牙刷毛巾也放进了我的大旅行袋，到了晚上一切准备停当，一副远行模样，明伊把复习了三年的课本整理好，她久久地望着那些课本，盯着上面那个姓名：张琴，油灯下，她像军人一样毕工毕正的身影，那眼神似乎说，谢谢你，决不辜负你，还有那个废品站的阿姨，然后恭恭敬敬点一下头，放到自己的箱子里。
怎么放到箱子里去了，我还以为她要带去呢，真让我吃惊，我只是在考试前一两天才拼命看书，特别是考试的当天，天一亮我就起来看，直到走进考场，我觉得这方法很好，很有用，一点都不浪费时间。
“这些书你不带去了？”我诧异地问。
“不带。”
“考间的空档不看啦！”
“不看。”
“临阵磨磨枪总是好的呀？”
“不用。”
“万一有什么公式什么定律什么周期表一紧张忘了呢？”
“不会。”
一旁的巧克力女笑着说：
“你尽出馊主义，什么临阵磨磨枪，你是急来抱佛脚，是去应付考试的，我们是扎扎实实的，今后离校是要学以至用的，哪像你错别字连天，读音随心所欲，仿佛那些字是没有名字的石头，想怎么念就怎么念，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真不明白，你怎么还好意思到处说话的。”
她连珠炮似地说得有趣，我们哈哈大笑。
尚文定却说：
“那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那是你们帮着他，不好好念书应该揍两下，不过他确实讨人喜欢。”
“你看你，刚要揍他两下，又说喜欢他了，那有啥用，”明伊笑着说。
“啍，那就是说没得救了，光知道吃吃吃吃，那胃好像填不饱似的，真叫人纳闷。”
大家又笑起来。
这么一打岔，说说笑笑，气氛轻松了许多，忘了考大学的事。
巧克力女是家中老末，叫林音音，68届高中。
原来是这样啊，什么绚丽啦，影子啦，叫我写小说，这不是很好笑吗。
“不不不，”我说；“说话可以，写东西绝对不行，句子分开后，一个字一个字的我就记不住了，那些笔划多的字上上下下绕来绕去的，怎么也记不住，我只记大概，再说那些‘虫字旁’啦‘耳朵旁’啦‘鸟字旁’啦我始终弄不清它在左边还是右边。”
“看了那么多书，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故事你都能记住，并且说得有声有色，我们觉得好多话不是书中的，而是你个人的，一个人不可能把那么多书中的语句都记住，是吗？”
他们想干什么呢，两个人把我弄到河堤来提问。
“是啊，”我小翼翼，老师问我话我就那样；“故事就是这样讲的呀，”我说。
“那，”一直是等明伊开了口才说话的尚文定(我觉得他有点像应声虫，但他不会让人钻圈套，不过要让你钻那就钻死了，因为你相信他呀，所以也得小心)说；“那，我们想，你要是经过学习和训练，能写小说(这是像圈套啊，鼠笼里吊着肉啊)，你有很强的想象力，又有趣，只有有趣的人才会写出有趣的小说，你哄我们吃癞蛤蟆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写心里想的东西，我们和别人都想知道。”
没有怎么想啊，就是想看看你们两个老实人，知道后会有什么表情，不能说，以后就没味了。
“那，”他不理我的疑心，看着沱河说；“写小说能改变自己命运，也不会感到生活单调，能让人看到别人的内心世界，知道他那个内心世界使他走上什么样的命运，也就是说，你可以根据现实去想象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你可以在里面分析，想象，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这很有意义(我觉得他一个人闭目的时候就是在做这些事)，明伊一说，我就觉得很好，应该写，里面的东西最重要，最真实，最绚丽多姿，才是真正的生活，外面只是它灰色的影子，我们希望你能写那些。
明媚的初夏终于来临，平原上美丽的风光仿佛在愉快地向我们招手，他俩也彻底地恢复了正常，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是一个雨后，明伊让我和他俩一起上河堤复习功课，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都是我没事自己上去玩的，我非常讶异，河堤上干得快，空气好，有遥远的蓝天，爽朗的风声，树梢上活泼的灰喜雀，
她让我坐她旁边，褐色河堤上，荒凉清澈河水边，杨槐林茂密浓绿簇叶下，明伊已旧了的短袖黄军装，尚文定退了色的兰学生装，我破了的旧海魂衫，我们的脸和胳膊已不是来时那样，而是乌黑粗糙，坚硬的茅草在寂静河道的风中发出清脆的哗啦声，明伊说：
“我和尚文定一直在说你。”
他们看我小心提防的样子想笑。
我却觉得像往圈套里钻。
原来是这个，虚惊一场，我松了一口气，原来我还真的干过一点小坏事，和大嘴青蛙赶集时偷了一只鸡，还说了许多牢骚话。
她继续说：
队长的老婆生气了说：“不要身子了还能活吗，还能说话吗，你们的父母呢，你们的兄弟姐妹呢，我们的魏庄呢，你们都不要了，真是的，不应该让人操这种心呐，你们两个，”说着抹起了眼泪，我们到这儿她一直关心着。
队长一声不吭，第二天他不再喊我们出工，并叮嘱我看好他们，有不对劲的赶紧叫他，他还说得向大队书记汇报，这样一闹，他俩老老实实地休息了几天，我也担心了几天，随后他们恢复了正常，现在想起那时的情景，他俩还无力地躺在床上。
“你看你坏事干多了，忌讳了，疑神疑鬼了，我们说的是你另一面。”
什么另一面呢，树林飒飒地响，我有点提防，有点诧异，他们老在心里琢磨我，要我这样要我那样，想把我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可又不像，但却像风缠上了云，跑也跑不掉，这两天我真没干过什么坏事，也没说过什么不得体的话。
“我们觉得你有天生的记性和才能，”她说。
什么事啊，不会是我向队长打小报告的事吧，我不情愿地嘟囔说：
“这两天我没干什么坏事啊，不是一直在你们身边吗。”
《基度山恩仇记》讲完了，雨也停了，这发生在遥远时代，遥远国度的故事和里面的人物渐渐淡忘了，我们回到了现实中，回到了魏庄单调而沉闷的春播中，然而我觉得故事中的“等待”和“希望”并没有随着故事的结束而从明伊和尚文定的脑海中消失，那片白帆还在他们的脑海里行驶，他们脸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但他们干活的劲头比以前更大了，他们毫无怜悯地甚至是恶狠狠地使用自己的身体，仿佛只有这样才会对自己满意，才会在今后对现在的自己不后悔，以至于麦收前一个月挑水抗旱栽红薯回来，他们累倒了，松弛下来的明伊挪着腿几乎上不了床，尚文定也累得躺在床起不来，这天的晚饭是我一个人做的，我喊了几次他们才起来，过度强调意志的思想使他们的眼睛发直，看不到脆弱的身体，还恨自己的躯体，明伊甚至发起脾气来说：“真是没用的东西，废物，要用它了，竟不中用了，”尚文定直接说：“要这个躯体干什么呢。”
这种意志和精神状态不仅让我吃惊，还让我害怕，这能算正常人吗，后来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使我回忆起那时候他们已经生活在精神的虚幻中，也怪不得两人能粘在一起，他一半她一半，相互蛊惑着成了怪物，不管他们的想法对不对，我害怕，这天晚上我找了队长，告诉了他情况。
队长和老婆，还有翠花，左邻右室的人都来了，那个老妇人也来了，悄无声息地站在人群背后，用混浊的眼睛看我们，那盯着不眨的眼睛仿佛在说，看看，来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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