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肠子吗？”
“很细腻的。”
“你嚼吗？”
“你俩越来越恶心了，我们在吃饭哪！”明伊和苏新新大声说。
这样也好，明伊的脸开朗起来，忘记父母的事，他们几个都有家里捎来的东西，她没有，所以我再想说说童年的趣事，好逗她开心，正好大嘴青蛙说：
“你还有什么坏事，说来听听，大家好开心开心。”
我想，苏新新和明伊都是成绩优秀，遵守纪律，克己的人，对我们这些成绩不好，调皮捣蛋学生的糗事，虽然又是咂嘴又是恶心的，其实也是饶有兴趣，很想听的，他们都看着我，反正坐着没事，我又喜欢热闹，于是我说了：
“那天晚上我们玩捉迷藏，没有月亮，弄堂口的路灯也坏了，我们都住在两万户，那些躲卫生间啊，大厨房啊，门后啊，树后啊，都老套了，那天不知怎么地一户人家的窗口下多出一口大箱子，我们三个窃喜地躲了进去，谁知心急，弄出了声响，一个胖女人走出来说，你们爬到棺材里去干什么，我们一听是棺材，吓得一下子窜出来，那女人大叫一声，妈呀，吓得晕过去了。“
一听是棺材，他们几个哄笑起来，后面的话也没听清，我又说了一遍。
“后来呢，”大嘴青蛙问。
后来那女人醒了过来，气愤地告了状，说那是她爷爷的棺材，我们三个都挨了打，我母亲不打，拧我大腿内侧，屁股，说我实在实在太淘气了，什么地方不躲，躲到棺材里去，拧得我青一块紫一块的，明伊说，活该，该拧，她大概想起了对我这么好，我还哄她吃癞蛤蟆。
“还有什么淘气的事，”苏新新笑吟吟地问。
“多了，”我说；“我挑件学校里的事吧，我们小学里的那个音乐老师是工厂俱乐部里唱京戏的，因为没有音乐老师，就把她请来了，她一天上我们的课，认认真真地唱了一段京戏，我们都听得云里雾里的，我个小，坐第一排，她问我，小朋友，好听吗，不好听，我说，怎么不好听，不知你呀呀地唱什么，小朋友们一听哄堂大笑，她扳起脸来，说，京戏是中国的瑰宝，要好好学，她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唱词，让我站起来念，然后回家抄十遍，我说这么多啊，一点都不多，我恨她只让我一个人抄，我就逮了几只蟑螂放在她弹的那架风琴里，她弹着弹着突然吓得一下子站起来，说，怎么会有蟑螂呢，她两只手垂在半空，像直立的袋鼠，还左右摆头，样子非常奇怪，学生们又哄堂大笑，她明白了，说，谁干的，李大民妹妹坐在我背后，小心地指了指我，她气得脸色煞白，向班主任告状，我又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气不过，与同桌的商量，在她坐的红木椅上撒了一层薄薄的红粉笔灰，那是夏天啊，她喜欢穿白衬衣白裤子的，飘飘然的，很有仙气，坐在那里弹啊唱啊，一站起来可不得了，就像猴子屁股，她就在教室里走到东走到西地指挥我们唱，还能唱吗，都笑得前俯后仰的，后来呢，大嘴青蛙问，后来她又不能在教室里换裤子，气得脸煞白，把红屁股和我都带到办公室，转着身让老师们看，以证明我的坏，老师们都笑死了，话都说不出来，用手指点我。”
“那又得挨拧。”
“哪里，罚跪。”
“跪搓衣板。”
“哪里，跪门口。”
“那不丑死了。”
“哪里，门一关我就站起来，门一响我就跪下。”
说说笑笑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但他们没有走的意思，坐在行李上，手搁在膝上，顺着广阔田野望向远方，脸上带着惆怅，我觉得他们都在想自己的童年，又觉得他们脸上的神色好像很羡慕我的童年，其实，不管什么样的童年，你都会想的。
一个农人挑着担子，吱吱呀呀地从我们面前经过，朝我们一笑，他们醒了，挑起担子又走在小路上。
夕阳又红又圆，没来接的两个大徐家知青站在带着晚霞的蓝天下眺望，一看到我们飞奔过来，抢过担子，叽叽喳喳地非常热闹，晚上我们又大吃了一顿，虽然少了郑建国他们，但依然说说笑笑非常热闹，很是开心，我们在大徐家过了一夜，我说了好几个《阿凡提的故事》和《伊索寓言》，我诧异地发现，他们竞然不知道“阿凡提的故事”，这是多么富有智慧的故事啊。
第二天他们高高兴兴地把我们送到魏庄，磨屋里挤满了来看我们的老乡，我把烟拆开，由他们随意抽，小孩呢，我把糖果大把大把地撒在地上，他们兴奋地，尖叫着疯抢。
热热闹闹很快结束了，我又闻到了磨屋的泥土味，看到了灶台、水缸、锄头、点亮的油灯，听到河堤上杨槐林传来的柔和的沙沙声。
“什么味道，”大嘴青蛙问。
“哪有味道，一泡浆水。”
“哎呀，”她说；“现在不是恶心啦，我浑身都痒了。”
其他人听了一个劲地笑，苏新新说我真讨厌。
“吃癞蛤蟆有啥稀奇的，”我说；“我哥哥大串连在广州吃过蛇肉、老鼠肉、还吃过蛆呢，”
“那有啥，我吃过蚕蛹、知了（蝉）、还有花花绿绿的毛毛虫。”
“毛毛虫你也吃啊，”大嘴青蛙问，这回他不信了。
“是啊，我和小伙伴们逮蟋蟀，在共青苗圃（现在的共青公园),以前是苗圃,望不到边的树林,后面是黄浦江,我们在苗丛里匍匐逮蟋蟀,那些花花绿绿的毛毛虫把我们脸和胳膊手刺得火辣辣地痛，不一会儿就肿起来，一个小伙伴的嘴肿得跟猪嘴似的，我们为了撒气，就一条一条红红绿绿地挑下来，放在破瓦片上烤，为了比赛谁的胆子大就吃了。“
站台上，平原的风又吹刮我的身子，吹刮我的脸，要里里外外把我城里人的气息刮掉，这里的天气比上海冷，清冷的晨风一阵一阵过来，让我闻田野和村庄的气息。
我们在站台上兴奋地握手，大家叽叽喳喳的，欣喜之情漾在脸上，我们那时还年青，我在上海养得又白又胖，他们又黑又瘦，皮肤粗糙，差别明显，大嘴青蛙只跟我说了一句，你又变成上海人了，就迫不及待地清点行李，嘴里不停地嘟囔，都是吃的东西，都是吃的东西，熬了一个冬天了。
郑建国同我热情地握手，很有力，谢我去看他的父母，还带了这么多东西，他还是那样严肃，眼睛炯炯有神，苏新新还是那样大方，生气勃勃，热情地同我握手，明伊和尚文定来不及跟我说话，帮着大嘴青蛙整理行李，苏新新对明伊说：“现在放心了吧，这小不点很有人缘的，火车上那么多人帮忙，”不谈大事，苏新新很亲近的，像她父母，看他们都很好，我很高兴。
“吃蛆？”大嘴青蛙问。
“是啊，饭店里养的，炒出来亮晶晶白嫩嫩的一盘，高蛋白的，”你真恶心，明伊和苏新新同时说。
看着吃烙饼的尚文定，我想起了他母亲，我说你母亲干干净净的，挺漂亮的呢，苏新新和明伊都笑起来，尚文定笑着说，你又不正经了，我母亲来信说你哄我和明伊吃的是癞蛤蟆，我们还傻呼呼地说好吃呢，苏新新问明伊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吃起癞蛤蟆，明伊悄悄地告诉她，说剥了皮分不请，他还一个劲地说好话，哄我们，说清火，补营养，我还喜滋滋地放了一个辣椒一个劲地吵呢，还说现在想起来还恶心。
“现在还恶心啥，早成身上的肉啦、皮啦、头发啦，”我说。
远行的列车上满是大包小包返程的知青，我们不再像刚去插队时脑子里空荡荡的，现在知道了遥远的目的地，那儿的房子、树木、日月星辰、田野、小径深印在脑子里，绿色的列车在褐色的大地上不停地疾驶，我们在车厢里抽烟喝酒，大谈我们那里是怎样怎样的，你们那里怎么是这样这样的，攀比着说自已插队地方的艰苦，一个大兴安岭的知青说，去年冬天，我们把窝窝头夹在胳肢窝里上山伐树，放在外面的一会儿就冻住了，怎么也啃不动，今年天一冷，我毫不犹豫地逃回上海，我们大笑，他还说，他们在山上遇到过闲逛的熊和狼，幸亏人多，还有工具，挺恐怖的。
第二天，天刚亮，旁边的吉林知青就把我弄醒，我快到站了，看到晨曦里化了冰雪的一望无际的褐色平原，我有点激动，他们把我大大小小的十几件行李放到座位和茶几上，一进站，我就看到被列车闪过的苏新新郑建国，大嘴青蛙，明伊和尚文定，我非常兴奋，探出身子，又是喊又是摆手的，他们看见了，在人群中飞快地过来，列车刚一停，我的行李便飞快地从窗口递出去，我也被递了出去，这一车下了好多知青，都在窗口递大大小小的行李，列车只停三分钟，我们向黑龙江和吉林知青挥手，他们还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
郑建国的汽车比我们早发一个小时，他直接到县城，到了那里，大徐家的人自会接他，他让我有空去县里玩，再过两个月，他们要到上海去实习了，时间是一年，说到工厂，他严肃的脸上现出红光，我们把他送上车，挥手告别。
剩下的我们五个，颠簸了近两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在一个冷清的三岔路口（招呼站）下车，又挑担走了一个多小时，在一条寂静的小路岔口，大嘴青蛙提议休息，他说他累死了，要吃点东西，我们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路（他挑得最重，两个旅行袋的大米），那时已快到晌午了，我们在路边坐下，喝水吃干粮，吃的是苏新新和明伊做的韭菜烙饼，很香，她们放了不少油。
田野里的小麦在返青，几寸高的叶苗开始挺立，要不了多久，到了季节的土地，就会使它们翠翠绿绿，把无边的褐色大地淹没。
他们带了五条扁担，他们还是把我当小孩，说是坐了一天一夜火车，还带了这么多东西，很累，把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扎好，挂在扁担上，让我空手跟在后面，挑担子走得快，扁担一颠一颠地赶你走，明伊和尚文定怕我跟不上，落在最后伴我，。
到汽车站有二十多分钟的碎碴路，我在他俩中间尽量走得快，否则的话担子会压肩，这段路上，我仔细地对尚文定讲了他母亲的情况，邻居照顾得很好，他虽然放心，但脸上还是有深深的牵挂和思念之情，我轻声地告诉明伊，她家很好，箱子里的东西很安全，中年人没再侵占房子，我说我临走时还把情况告诉了苏新新的母亲，她说绝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还会去和他单位联系，并定时去看房子，明伊说我把钥匙给苏新新母亲很好，放心了，但我还是看到她脸上沉重的神色，我明白，我在向其他人交待家里的情况时，都会提到他们的父母很好，很健康，但只是跟她说信放在了箱子里，于是我说，你父母肯定能看到信，并会立刻给你回信，你在这里平平安安就是对你父母最大的安慰，也是你最好的等待，除了这样的话，我还能说什么呢，“谢谢你这么说，”她轻轻说。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小伙伴们（从全国上山下乡回来的人）玩了个痛快，我们那时还是少年，像刚破壳的小鸡跳到地上，对五光十色世界的一草一木充满了新奇，东看看西看看低头找食物吃，对这浩瀚世界的风和雨还没有太多的认识和思想，只知道叽叽喳喳地找食物吃，而我们插队的地方都是穷乡僻壤的乡村或山坳，没什么吃的，我们一个个都像地狱里瘦得只剩透明骨架的重返人间的饿死鬼，什么小笼包子啦、生煎啦、鲜肉汤圆啦、油豆腐粉丝汤啦等等吃了个遍、奇怪的是那些细粮做的美味的东西仿佛穿肠而过没进我们的肚子，于是我们再轮流作东，在南京路上几个有名的饭店吃了个够（当然是老母鸡的钱，我们是没有钱的）。
然而，我们刚适应上海的生活，春节便热闹闹地过去了，到了阳光明媚的春天，我们这些不属于这个城市的人，不得不像候鸟一样伸展翅膀，离开这座城市。
三月，一个晴朗有风的下午，我在站台上向苏新新和郑建国父母告别，向我的父母告别，向尚文定的母亲告别，她久久地拉着我的手，抚摸我的头，列车开动了，我觉得她眼晴一直跟着我，跟着列车，随后在长长的有雨棚的站台上空洞地望着远方，苏新新的母亲和我的母亲站在她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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