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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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她不识字,满怀希望走进旁边一间大屋,面堆满了她悉心扎放整齐的书报杂志,以及一捆一捆的破布和一筐一筐摞着的碎玻璃,光线昏暗,她把杂志也说成书了,真正的书只有几捆(那时候能有什么书呢),放在角落里,积满了灰,我把它们拽出来,一本本仔细找,越找越灰心,都是些学术书,连养鸡养鸭的都有,最后在一大捆中看到一本缺了封面的高二的英语,欣喜中,忐忑不安地猜想下面还有,可没有,都是医院里的解部书,什么骨骼啦、胸腔啦、心啦、肺啦、胃啦等等,看着这些研究人体的书,想到明伊和尚文定,我非常失望,这是他们脱离农村的唯一希望,他们知道自己的出身不好,想用仅有的真才实学考进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很想帮他们,但我再也没别的地方可去了,出来后,她看到我非常失望的眼神,像没有帮到我似地说:

    “再找找,宝宝。”

    我摇摇头,我是一本一本找的,角落里都翻过了,不找个透,我是不会放弃的。

    她非常失望,眼睛都暗了下来。

    她把那本英语书称了称说:

    “三分钱。”

    我给了她,她从围裙的口袋里摸出小帐本,非常吃力地写上0.03元,我真诚地谢了她。

    这个和我早年生活连系一起的人,我向她挥手告别,走上小桥,水在缓缓地退潮,水边露出灰色的污泥和柳树繁杂的根。

    “等等,”她在我背后着急地喊。

    我转过身来,她大声说:

    “把你要的书写下来,有卖书的我就给他看,有没有你要的书。”

    这个想法太好了,太让我惊诧了,没想到她那么聪明,我赶紧写好,她折叠好,小心地放入兜里,看我高兴,她满脸喜色,看着这扑实的笑,我不仅是感激,还升起了新的希望,我太不想看到明伊和尚文定低头失望的眼神了,所以小孩子气地向老天祈祷,快点有人来卖那些书吧,你们都在上海啦,我们还在农村哪,就卖给我们吧,这是我很认真的一次祈祷。

    可是,春节前的几天,我去了几次(春节前,家家户户打扫卫生,卖旧东西的人多),看到的是失望的眼神,没人来卖。 母亲要我晚点回去,还说她去找哥哥的同学借借看,我说不行,他们也要看的,这种书又不是小说,借来借去的,看一两天就完了,而且高考说恢复就恢复的,都在抓紧时间复习哪。

    过年后,我每次去,看到的还是失望的眼神,她也怕看到我失望的眼神,我们就这样在焦急和不断的失望中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我母亲也唉声叹气的。

    一天中午,她突然背着半麻袋书来到我家门口,说,卖书的说里面有我要的书,是个女孩,我的心一下子“砰砰”跳起来,是不是真的呢,她不识字,急忙打开,让我大喜过望的是不仅是高二,连高三的都有了,而且一本不缺,保管的非常好,像是从箱子里拿出来的,看着这些书,我对着她笑,她也对我笑,我们两个像傻瓜似的,我和母亲千谢万谢,她不愿意进来歇会儿,说是得赶回去上班呢,我母亲赶紧拿出一杆小称(那时候几乎每家都有一杆小称),二十多斤,有一大堆呢,都是上下两册,我母亲给她三块钱,她坚决地说两块钱,只多不少,然后她拿出帐本吃力地记下2.00元。

    看着她吃力地背起麻袋,渐渐远去的身影(她不让我送),这个我从小就卖垃圾给她的人,真没想到会有那样让我深深感动的品格。

    当我在磨屋这样告诉明伊和尚文定,当他们从网兜里拿出我母亲用牛皮纸仔细捆扎好的书,轻轻抚摸,深沉的脸上不仅仅是感激,而好像是要把全部生命都抛出去似的也要考进大学,看着他们满眼粘住执著的眼神,刚才我还是喜悦满足的心情,有点害怕起来,万一考不进怎么办,会不会变精神病,精神病就是那种眼神,再说那些考大学的人都非常认真,看上去都不笨,而且比他们早复习,还有高二高三的学生,他俩只是高一。

    这些书的扉页上都有一个名字,张琴,下面是日期,没有校名,不知她背后的什么命运驱赶她背着书到废品站,称的时候还哭了(胖阿姨语),我在为明伊和尚文定高兴时,也为她不知什么的哭而感到深深地难过,也深深地希望明伊和尚文定能考进大学,让她的书卖得值,也许考进大学那天,她会感到呢。

    这次我到魏庄才发现,春天是青黄不接的日子(以前只是小说里看到),老乡们一天只吃两顿,以白干和红薯为主(门口都有一个小地窖,放过冬的红薯),国家通常会在春天发放一些救济粮(也称返销粮,基本上是高粮),我们是知青,受照顾,三个人分到一百多斤,每斤配8分钱,高粮刮油水,吃得拉屎困难,我们就把从粮站买来的高粮扛到集市上去卖,换成麦子,配搭我带来的米和这里的红薯来度过这漫长的春天,我们烧的柴禾是队长指定的,那就是河堤上的洋槐林,砍那些没挨过冬天的死树枝(老乡们是不准烧洋槐林树枝),场上的麦秸是不能烧的,那是牛的口粮,只能背一点回来引火。

    春天虽然吃得艰苦,但农活是最清闲的,只是一些零星的积肥,队长在磨屋跟我们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现在连清明还没到,春播早着呐,”让明伊和尚文定好好复习功课,考上大学是了不起的事,魏庄人走哪儿都光彩,考大学,仿佛成了这个偏僻小乡村一个从没有过的期望,他让我该上哪儿玩上哪玩去,别在这里妨碍明伊和尚文定复习功课,可我没地方玩,除了赶集和上大徐家,其他知青都没回来,他们的队长说:“春天就回来,供吃供烧的吃不消,让他们割了麦再回来,”还说;“不知你们那个死不倔头(我们队长)是怎么想的,供吃供烧地,养着,”可割麦要到夏天,早着呐。

    于是我天天睡懒觉,起来吃了明伊留在锅里的饭,他们上沱河边复习功课去了,叨着烟,在村里闲逛,我觉得自己快成二流子(好吃懒做的人)了,好像小学里有一篇课文讲过,还有什么陈秉根的手,村里的妇女也没什么活,三三两两在家门前的树下铺上苇席,她们补衣服、纳鞋底、捻棉花线(补衣用,一只手半抬,下面吊着一个陀螺般的小重锤,一捻就滴溜溜转,很好玩),她们拍拍席让我坐下,我就坐下,像和尚那样盘着腿,回答她们家里几口人啊,父母是干什么的啊,子妹几个啊,你排行老几啊,然后听她们东家长西家短的拉呱,什么谁家牙痛啦,谁家该说儿媳啦,谁家的猪又不肯吃食啦,她们问我为什么不复习功课,我说我不喜欢念书,坐在教室里像傻瓜似的,她们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没出息,再投胎,还得锄地,老天不给你机会了,一个青年妇女说,说不定还投一头猪呢!要是投猪,我到你家来,你可得喂得好一点,别老喂红薯和涮锅水的,得掺和点麦面,她们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死蛮子就知道吃,魇住了,没得救了,和她们说笑腻了,就逛到村外去看牛耕地(这活我们不会,队长也不让干),一边躺在田边,枕着头,架着腿,嘴里衔根草,晒着太阳,一边听他们带着唱腔的叱牛声,什么“大老楗啊,”“该死啦,”“欠挨啦,”等等,然后把长长的牛鞭在空中甩得“叭叭”地响,那种时候他们不打牛,甩鞭只是为了在无边无际的平原里显得自在,也仿佛是在赶走偏僻乡村里无边的寂寥,而牛呢,也不理那种鞭声,自顾自地走着,好像不是出来耕地,也是出来闲逛,这和打场,抢种冬麦完全是两回事,这里的人在这块广袤的古老的土地上,按照日月星辰的季节生活着,劳动着,城里人不知道这种星辰的变化,也不知道那样的劳动,天天看着转圈的钟上班下班,没了季节的感觉,是不是也是一种命呢。

    他们不打牛,也舍不得在回庄的路上坐在低矮的犁架上(一种简单的放犁的木架,拉时让牛省劲),却怂恿我坐上去,看到我坐在这种非常原始木架上的怪模怪样,由牛拉回去,他们哈哈大笑,我也傻样地哈哈大笑,那时夕阳已落尽,天边总有一襟晚霞。

    在我闲逛的日子,我觉得平原的草种类不多,印象深刻的有坚硬的茅草(顾名思义像矛一样直立,牛不吃),田边、河边、沟沿、沟底、路边到处都是,贴地开小黄花的蔓茎草、长刺毛球的丛草、结小紫浆果的多叶草、还有就是我认识的蒲公英,至于鸟类,我记得的有麻雀、小黄雀、黄丽翁(土名),这种鸟在春末的雨后出现,白天和晚上都叫,声音圆润幽远,老乡说它们的叫声会引来洪水,还有就是“叽溜子”(云雀)和灰喜鹊,“叽溜子”喜欢在田野上蓝天里叫,灰喜鹊成双成群地飞,它们在村里的树林和河堤上的杨槐林飞来飞去,它们的叫声很简单,就是“嘎嘎”的那种,它们很亲热,一个追逐一个飞。

    在闲逛的日子,我还常常安静地坐在河堤上晀看平原,它和江南弯弯曲曲的水乡不同,它没有山的阻隔,一马平川的田野一直铺展下去,到了尽头,仿佛滑出了地球,能看日出日落,后来我看到唐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感慨万千,一千多年前的诗人就写出了这种广阔,这种大自然无边无际的宏伟和壮丽,还有就是它的寂静,不管你坐在哪里,躺在哪里,寂静能把你周围凝住,能听见风吹过草的轻轻的“沙沙”声,雨后远处涓涓的流水声,还有就是冬天凛冽的北风穿过树林时那种经久不息的凄厉的哀嚎,江南,自有它的山清水秀,“水村山郭酒旗风”,平原,却有横刀立马驰骋战场的豪气。

    然而,我喜欢这里的美,这里的寂静,并不等于说我愿意留在这儿,人的生活和愿望并不会因为景色的美而停留在那里,我从繁华的大城市到这偏僻的小乡村,知道这当中的落差,知道这块被偏僻围绕的地方,外面还有一个世界,但我想鼓动的翅膀并不能让我离开这里,我只能等在这里,像这块土地一样被偏僻围绕着,默默地等待着,在这种不知有多长,也不知会有什么结果的等待中,你得克制这种命运带给你从未体验过的人生的情感和压力,以及惆怅、消沉、彷徨、苦闷、失望、沮丧,在这种一个叠一个的怅惘中,我第一次感到了青春年少不是我永久的东西,它们会离开我,我已经感到了它们在我指尖慢慢流过,而你留不住,这些情绪和压力,人生都会碰到,但对一个十六七岁的懵懂的少年来说,似乎来得早了一点,因为你没有看见过,在这种漫延你全身的的压力下,你不知自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你身体里的人的“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所有生物降世既有的本能促使你想离开这里的那种愿望,越来越强地天天折磨你,撕扯你,而你又摆脱不了它,虽说如此,所有生灵与生具来的到了这个世上在逆境中也要活下去的埋在你身体里的那颗种子,也苏醒过来,生出苗丫,顽强地指向阳光,于是我低泣了,为了我苦难的命运(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看到自己会有那样的信心,似乎又好起来了,而明伊和尚文定,从他们的脸上,他们的神色和眼睛里,看不到那种惆怅和消沉,他们只有一种眼神,那就是考大学。

    我没有把我这种情绪的变化和想法告诉明伊和尚文定,不是我不信任他们,而是觉得会给他们增加额外的压力,我本能地不会这样做,希望他们能安心学习,所以我常常独来独往,虽然那样做我有时很孤独,但我认为那是应该的值得的,自己的事应该自己扛,不能靠别人的鼓励生活。

    在他们紧张复习功课的日子里,河堤上、油灯下,他们几次提议让我和他们一起复习功课,从初中开始辅导我,可我都拒绝了,我觉得功课会像蛛网一样把我罩住,挣脱不掉,我不喜欢,他们露出非常失望的神色,为我这样东逛西溜地浪费青春时光深深痛惜,为此脸色都暗了下来,看他们这样我很心痛,很内疚,但我知道那不是我走的路,我要走我自己的路,他们将来会明白的,但一天,我在尚文定枕边看见一本蓝封面的像教课书一样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拿过来问,这是不是有关哲学的,他们说是,因为我在报上看到过一句话“不学哲学也是一种哲学”,我怎么也绕不清这句话,这些字我都认识,可它们成了句子后表达的意义我一点也不懂,我看了看目录,里面全是陌生的东西,什么“世界是物质运动的无限过程”、“意识的起源和本质”、“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还有什么“对立统一的规律”、“质量互变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唯物主义的一些范畴”,以及“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意识形态”等等,这些字我认识,但它们表达的意思我一点也不明白,我要知道,于是提出看这本书,他们惊讶地张大嘴,仿佛不认识我了,一副不知我是什么样人的呆然神色,茫然地点头答应,还说可以教我,我当然拒绝啦,他们有他们的事,我喜欢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静静地看和琢磨,其实我并不知道,当我在低矮的昏暗的磨屋静静打开这本书之际,人类的智慧向我敞开了大门,于是在春耕前的那段日子里,我天天捧着这本书,而他俩我不用看也知道,他俩心中一定在窃喜,因为明伊看我总是笑嘻嘻的,我不再东逛西溜了。

    然而北方的春天不像南方,它的春雨姗姗来迟,快到“清明”了,才不停地淅淅沥沥地下起来,大地松软了,柳枝不再僵硬地垂着,而是显耀它腰肢般地轻轻地摇摆,骷髅一般僵硬的洋槐林像是讨厌它的显耀,不再哀嚎,而是时不时地叹息,好像它背叛了它,但它也忍不住春雨的诱惑,接二连三地冒出一簇簇嫩黄的芽,在雨中的枝条上”沙沙“响,伴随春雨一起归来的就是没有忘记这块土地的“呢呢喃喃”的燕子,它们在田野和村庄里掠来掠去,有一对小燕子突然飞进我们的磨屋,停在梁上像彬彬有礼的淑女买东西似地,东看看西看看,它们是在挑地方,对啾一会儿,然后飞进飞出,忙着衔泥衔草,明伊欣喜万分,早早地开门,晚晚地关门(白天一直开着),生怕燕子回不了家,队长笑着说,这是好兆头,燕子是吉祥。

    然而,最让我吃惊的是那些平日里无声无息的麦苗,在连绵的春雨中它们像是听到了日月星辰的召唤,集体往上拔节,“噼噼叭叭”的拔节声,在雨中白天黑夜地响。

    “清明”在连绵的雨中过去了,接着是半个月后阳光明媚的“谷雨”,春播开始了。

    广阔的平原里,我们学老乡的样,尚文定在前,东一锄,西一锄地刨小坑,明伊和我拿着葫芦瓢,捏两三颗花生米扔进去,脚一蹚,把它盖住,等它发芽,点完花生点玉米,种高粮,春播的活不紧张,有点悠闲,我干干停停,在明媚的阳光里,看看脚下埋好的种子,看看星星点点干活的人,看看广阔的平原,一年的劳作开始了,我不禁悠闲地唱起歌来:

    二月里来好春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种瓜的得瓜哟,

    种豆的得豆,

    ……。

    还唱: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坐在小河边,

    东风吹得风车转,

    蚕豆花儿香啊,

    麦苗儿青,

    风车呀

    风车呀咿呀呀地唱,

    小哥哥你为什么不开言,

    ……。

    这常常引得明伊和尚文定以及妇女们笑,男人们则在远处耕红薯地,棉花地,牛鞭甩得叭叭地响。

    春播的日子,那些嫩黄的油菜花,带紫色的蚕豆花,一块块点缀在绿色的麦田里,整个平原大地美丽极了,雨后站在高高的河堤上眺望,蓝天白云下,蜿蜒的小径、黄色、紫色、绿色的庄稼、褐色的村庄,构成一幅广阔恢宏的油画般的大地,我第一次在这里过春天,没想到看到了这么震撼人心的画面,明伊和尚文定也怀抱着书,笑盈盈地看着。

    而那些还是青色的麦苗,仿佛受了那些花的刺激,雨水里争先恐后地一个劲往上窜,生怕赶不上季节的变化,它们抽穗、扬花、摇曳、转眼一片金黄,又到了明媚的初夏。

    要割麦了,庄里的气氛紧张起来,忙碌起来,赶集的赶集,磨镰刀的磨镰刀,检查牛车的检查牛车,小孩们无声地围着忙碌的大人们转,熬了一个冬天和春天,要吃新麦了。

    我们也兴奋不已,去年拉犁种下的麦子,要我们去割了,队长送来三把新的磨开了口的镰刀,但他只让明伊去,三把刀都递给了她,我和尚文定当然不答应,这正儿八经的农活没干过,对我来说把一样东西割下来绝对是一件新奇好玩的事,而不像那些贫困的农民是生存必须的技巧,队长笑着挥挥手说:“好吧,好吧,你们就去割两刀玩玩吧。”

    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妇女几乎全部出动了,她们不像去年锄地那样东锄一下,西锄一下,再拄着锄头有事没事地拉一会儿呱,而是一到麦田就一字排开,挥镰就割,她们用刀和柄的夹角一下子把麦子揽过来,反手一抓,顺势贴地一割,“唰”的一声,一大把麦子割了下来,“唰唰唰”、她们弯腰揽麦、抓麦、割麦,一气呵成,刚劲中透着女性的优美和柔和,身后是一行一行割下的放得整整齐齐的小麦,牛车跟在后面,男劳力用叉子装麦。

    在这片收获的场景里,我们三个就狼狈了,既揽不住,也抓不住,还割不尽,这不是刀快不快的问题,有力没力的问题,而是动作协不协调和刀的角度问题,半个小时下来,麦子割不尽(总有几根弹起来,稀稀拉拉地竖在那儿,非常难看,回头再去割),还累得气喘喘的腰酸背痛,这比拉碌碡和锄地累多了,难多了,我有点生气地跪下来割,就不相信割不掉你,这不是在割麦了,是和它睹气了,但还是割不尽,割不快,弄得膝盖都破了,还被自己割的乱七八糟的麦茬扎得生疼,这回真生气了,站起来拔(人家鲁智深倒拔杨柳,我是拔麦),这回更搞笑了,有的没拔起来,有的意外拔断了,还仰天摔了一跤,站起来,叉着腰往前一看,前面属于我的一趟麦子两边的妇女早顺手揽过去割掉了,只剩下我面前孤零零的一小撮,望著着前面无边无际的麦田,心想这啥时候能割到头啊,不好玩,真的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这叫兵败麦田(三国里有个兵败麦城),于是我对前面大声喊,我不玩啦,镰刀一扔,逃到队长那儿运麦去了。

    这是我6年插队生活的第一次割麦,也是仅有的一次,以好奇开始,逃走告终,正因如此,我没学会割麦,明伊和尚文定坚持着,第二年再坚持,学会了割麦,得到了尊敬。

    队长看我逃回去了,哈哈大笑,从来没看他这么开心过,他说:

    “你这小子真有种,人家割麦,你拔麦,还逃了回来,那两个倒有点韧劲,咦,你的镰刀呢?”

    “扔了。”

    “扔了?”他又哈哈大笑;“捡回来啊。”

    我捡回镰刀,往后腰一插,要找叉子装麦,队长连忙拦住说:

    “得得得,别挑得满地都是,帮倒忙,赶牛车去吧。”

    于是我接过缰绳,拿起鞭子,“啊啊”地叱牛,当我赶着堆得高高的牛车,蓝天白云下,在广阔的平原里往庄西头的打麦场去时,还真有点成就感呢,其实我心里明白,那两头牛看它们的架式,即使没有我,它们也会把牛车拉到打麦场去,它们既老实又通人性,还没脾气,不像驴,又蹦又跳地爱耍脾气,还会偷懒耍赖,前几天我们去公社寄信,队长让我们带着驴和板车(一种人力的两轮木板车,上海人叫劳动车),去公社把配给的八百斤媒拉回来,去公社的二十多里路上,一出庄我就出主意地说,怎么让驴拉空车呢,我们不是显得又笨又滑稽吗,让它拉我们去公社吧,我们坐上车,我不停地甩鞭赶驴,它拼命地跑,我们又是颠又是大笑,觉得非常开心和好玩,可是到了公社,装上煤,它怎么也不让上套,好容易套上了,又是低头,又是仰脸,又是转圈子地甩掉了,后来干脆躺在地上不起来了,看它伸着四条腿躺在地上的样儿,我们又是气又是好笑,没有办法,把鞭子插在煤堆上,把它拴在车后,我们三个套上绳子拉起来,那鞭子在煤堆上晃悠悠的像在赶我们,一路上看见的老乡都大笑不已,说这是看动画片呢,人拉车,驴闲着,这些蛮子真会捣鼓,明伊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听见了吧,这回不笨了吧,也不滑稽了吧,尚文定叹了口气说,每次信他的话都倒霉,他大概想起了吃癞蛤蟆,其实它去的时候疯跑得累了,这是队长说的,我说这家伙是偷懒,报复,自从我们住了它的磨屋,它看我们就没顺眼过,到了庄里,我想用鞭子抽它两下解解气,它却先撂起了蹄子,还朝队长”昂嗯昻嗯“地叫,好像非常委屈的样子。

    我告知原委。

    “啊,他们要考大学啊,那多好啊,父母有多高兴啊,宝宝,屋里有好多书,要过好年运走,快去找,”她眼睛发出光来,仿佛是她的儿子要考大学。

    “没东西吃?”

    “是啊。”

    “那我的两个小宝宝在江西插队落户,也没得东西吃啦。”

    “那我得赶紧叫老头子寄点钱,”她当真拿掉帽子,解掉围裙。

    “喂喂,阿姨,你还在上班呢,”我真是乌鸦嘴,跟她说什么苦不苦的,搞得她神经兮兮的,你看,她的心思全在儿子身上,我才说了一句,它就全跑出来了,忘了自己是在工作,看她一动不动的眼睛,仿佛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岁月,四下看了看,才回过神来。

    “一想到两个宝宝,就什么都忘了,他们刚去,过年不回来了,我一直在想他们,”她叹了一口气问;“那你不卖破烂来干什么呢?”

    我立刻兴奋起来,废品收购站我是知道的,它才是我金光闪闪的“山洞”,它在一条小河边,柳树依依,细细的河水与黄浦江相连,随着远方的海水潮起潮落,而废品站过小桥就到,我们从小就把捡来的破酒瓶、药瓶、碎玻璃拿去卖,换个一毛两毛钱的,那些破铜烂铁和书报杂志是拣不到的,谁都知道他们能卖钱,我们一边玩一边遇到垃箱就翻找,我们还拣不同牌子的香烟壳子,各种鲜艳的糖果纸,特别是透明的有浅色细纹的绚丽的玻璃纸,是我们的惊喜,我们把那些小东西折成长条,夹进用废练习本做的像照相册那样的小册子里,互相攀比,讨价还价地交换,我们卖破烂的钱,小伙伴们大多到里弄小店去买五分钱一根的大麻花吃,吃的时候很显耀,那时候没有东西吃,也没零钱,小女孩把自己和家里人剪下来的指甲积在小瓶子里卖,那得积好长时间(我们没有那个耐心),所以那些人家里人的指甲都被剪得又短又干净,有点恐怖,她们买五分钱一包的盐晶枣和桃瓣吃,吃的时候也很神气,咂着嘴,我每次把卖垃圾的钱留几分,坐在工人新村百货商店门口的小凳上,看一分钱一本的小人书(连环画),它们一排排五颜六色地放在能分合的斜靠在墙上的木板架上,旧的一分钱两本,新的一分钱一本,什么《三国演义》啦、《水浒》啦、《西游记》啦、《说唐》啦、《聊斋》啦、《铁道游击队》啦等,都是在那里看的,有时候没钱,就弯腰站在别的小孩身后,看的时间长了,独臂的书摊老板会挥动空袖子,古怪地瞪眼,赶我走,他也要多挣点钱,那儿是我童年最想去的地方,66年后关掉了,也关掉了我童年的乐趣。

    看到废品站还在那儿,我自然想起离去不久的岁月,也满怀着现在的希望,那胖阿姨蹲在门口把各种垃圾分类,她戴工作帽,围布裙,听到喊阿姨便站起来,以为是卖破烂的来了,一看是我,满脸惊喜地说:

    “啊哟,是你啊,小宝宝,”她是苏北一带的人,小孩都被她喜欢地称作小宝宝;“你上哪块去啦,我还以为你在哪块出事了呢。”

    江西我是知道的,吃米,不吃粗粮,但菜很少,劳动艰苦,赤脚在水田里,太阳晒啦、风吹啦、田埂上挑粪啦,稻田里还有蛇啦、蚂蝗啦、山蚊啦,要是一年三季稻就更苦了,我的一个小伙伴在江西插队(就是那个写上吊的),挑一担生活用水要翻一座山,走进走出全是山,比我们平原的艰苦多了,我们通信,所以我知道他比我苦,但我觉得最苦的还是精神上的,劳累而又迷茫地看不到希望,我可不敢跟她说这个,要不她更不安了,她的两个儿子是双胞胎,69届一片红,她刚才说的。

    “是啊,没什么菜吃,”我说。

    “苦不苦,”她眼睛直勾勾的。

    “苦,沒东西吃,还要干活。”

    我哥哥是高二,那些书被他带到江西去了,找我哥哥的同学,他们都藏起来了,绝不肯给我,死緾烂磨都不行,对这些想读书的人,我实在想不通,已经在上海工作了,命这么好,还要读大学干什么,看到他们直勾勾的想读书的眼神,仿佛那不是大学,而是人生金光闪闪的大殿,阿里巴巴的“山洞”,真是戆大(上海话,呆子),那只不过是换了一座大一点的学校而已,还不是呆坐在那里听老师喋喋不休地讲课,再说那个“山洞”早就被关闭了,只有阿里巴巴念咒语才能打开。

    那些书新华书店没有,旧书店早就关掉了,即使有,早给人买走了,因为有那么多痴心人想读大学,我又去的晚,有了那个想法望出去,仿佛满大街都是想念书的人,看我焦急不安,没替人办好事的苦恼样儿,母亲也焦急,她也希望他们能考上大学,一天,她突然提示我去废品收购站。

    “是啊,你看我晒得多黑,”我抬脸来让她看。

    “你在哪块插队落户,”她仔细看。

    “安徽呀!”

    “哪里,阿姨,我去插队落户了。”

    “你也去插队落户了,”她有点不信。

    第二天早晨,队长没在窗洞口喊我们出工,当我们醒来,听到“哞哞”的牛叫(那种叫声仿佛我是这里人似的),我躺了一会儿,还想赖一会儿床,但不行,明伊说得整理东西,她已做好了饭(她是我们默认的管家婆),于是我只得起来漱洗吃饭,然后懒庸庸地和他们整理东西,昨天太累,太兴奋,大徐家的人吃了晚饭一走我们就睡了,一共是四个旅行袋,两个旅行袋是120斤大米(南方的米来到了北方),50斤是尚文定的,那时候大米(粳米)是配给的,他母亲省下来,自己吃籼米,另一个旅行袋里是盘面、挂面、牛肉酱、猪肉酱、榨菜、海带、咸肉、味精和鲜辣粉等,这些美味,其中的一半是尚文定邻居们送的,他母亲把我带去的十几斤花生和两斤芝麻油自己留了一点,剩下的平均分给了她这个门廊里的另四户人家,以感谢他们的照顾,听说没吃的,过了年,他们商量后买了盘面、挂面、牛肉酱等让我带来,我向尚文定交待这些时,他低着头,咬紧嘴层,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个被冷落的家的儿子,在他们家困难时,邻居们没有鄙视,而是伸出温暖的手。最后一个旅行袋最轻,里面的东西是明伊的,那就是满满一旅行袋的草纸(卫生纸),十几条肥皂、药皂、四条短内裤和两个胸罩,内裤和胸罩是苏新新母亲买的,她和我母亲也好像商量过了(因为她俩小声说怪可怜的,就当自己女儿吧),这当中的原因我是明白的,明伊和弟弟在父母被迫害后,他俩可以领取最低的生活费(她在河堤上对我和尚文定说那段日子过得很艰辛,她不会当家,保姆也走了,经常和弟弟用酱油拌饭吃),一上山下乡生活费就没有了,姐弟俩得靠工分养活自已,而这里一天才10个工分(不算早工),一个工分一分钱,她的经济困难可想而知,所以她把粮食管得很紧,这些我都告诉了父母,我母亲和苏新新母亲临行前要我转告她,不要为钱的事操心,安心劳动就行。

    对内裤和胸罩以及肥皂的用途我是知道的,可要那么多草纸干什么,太占地方了,随便用什么纸擦擦么好了,我这么问时,我母亲狠狠瞪了我一眼,弄得我一脸糊涂,弄不明白,心又不甘,向明伊交待时我说,要那么多草纸干什么,她本来聚集的感动神色突然红了脸,瞪了我一眼,那是女孩子怪人多事的一眼,尚文定“扑嗤”一声笑了出来,她又瞪了他一眼,那是对我们全体男性瞪的一眼,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女孩子月事来了要用的,这才明白女孩子和男孩子有点不同,以前一直把她们当作和我一样的人看待,一起上学,一起做功课,放学后一起玩,即使在家里和母亲姐姐妹妹一起吃饭,也从没想过她们是女人,只觉得她们比较安静,喜欢向父母和老师告状,以及看到老鼠蟑螂之类的东西会吓人地尖叫(那种尖叫有用吗),明白了这点后,我对那时的我感到非常奇怪,那算是懵懂吗。

    网兜里是几捆书,是高二和高三的书,明伊和尚文定要考大学,这是他们追求的远大前程,仿佛也是他们注定了的命运,由于他们的身份,以及当时的形势,他们不敢向别人要这些书,所以寄希望于我,从上海给他们找到这些书,并带回来,本以为易如反掌的事,却遇到了千辛万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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