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寒地冻的工地上人山人海，号子震天，连绵数十里，邻近的公社和大队都出动了，白天满头大汗地挖河，晚上北风呼啸，也没有洗脸洗脚的水，我们在油灯下挑手上和脚上的血泡（留一点线头在里面，让血水顺线头流出来），我们还认识了邻县的知青，我们魏庄在他们县的旁边（就是李大民的县），河道也穿过他们的县，我们没找到李大民，他的公社离得远，所以没有来。
一个月后，飘雪花了，崭新的河道笔直地伸向远方，挖河结束了，纷纷扬扬的雪花掩盖了我们回家的足迹。
这一年的冬天，我们评上了魏庄的五好社员，公社的先进知青，开大会，读先进事迹，公社书记亲自发奖，他紧紧握住我们的手。
平原被大雪覆盖了，静静地等待明年的春天。
他俩在雪地里一直把我送到我们来时的那个火车站，北风呼啸，横扫平原，明伊在站台上突然啰嗦起来，要我小心这个，小心那个，火车开动了，我一个劲地挥手，开始了回上海的旅程，看看脚边的行李，想想他们还要坐两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在雪地走四十多里路，天黑了才能到魏庄，而磨屋现在只剩他们两个了。
然而锄过的地草不见了，只有锄松的褐色的土和一株一株整齐的小禾苗，它们成片地在平原里摇曳，我们伴着它们锄，它们长着，慢慢小路不见了，看不到村庄了，它们成了无边无际的青纱帐，日夜伴随着沱河的洋槐林“沙沙”地响。
接着是秋天，我们掰玉米、砍高粮、刨花生、摘棉花、起红薯、收芝麻、割绿豆。掰玉米时在又闷又热无边的玉米地里，那长长叶片边缘均是细密的锯齿，划得我们的手和胳膊（穿长袖太热）一道道的，又红，又痛，又痒，碰到水几天都不会好，我们不得不洗脸和洗澡，砍高粮，我们手生，小镢头没能贴紧地面，砍在根的上方，杆子一软，小镢头一滑，砍到了我们的脚踝上，那几天里我们走路都一瘸一拐的。收芝麻，镰刀从根部往上提，一株一株割下来，放在笆斗里抖，芝麻就从开了口的苞里“悉悉嗦嗦”出来，而红薯它被犁一垄一垄翻出来，鲜红地躺在地上，大的带一两个小的，小的几个连在一起，你挎着筐跟在牛后面拾，这也很累，你不停地弯腰，直身地拾，而且地很长很长，这些红薯堆在地里的，切成片，就近撒在地里晒干，再一片一片拾到场上，和玉米高粮一起交公粮，堆在地头的天黑前称好，作为口粮，分给每家每户。
秋收是喜悦的，你看到了小苗从地里长出来，在风风雨雨和日月星辰的变幻中，你带着期望和盼望一天天辛勤地的锄，看它开花结果，变成了芝麻、绿豆、棉花、黄灿灿的玉米和红色的高粮。你把它捧在手里，想起了过去的一年，你是喜悦多呢还是泪水多，但我感到更多的是艰辛，全是人的双手直接和大自然打交道，你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希望，所以你会用泪水看着这些果实。
油灯下，明伊和尚文定久久地看着盖着公社大红印章的奖状，一年结束了，分了红，一个工分一分钱，我们三个分到了四百来斤白干，一百多斤玉米和高粮，还有几斤绿豆和芝麻。
离过年还有半个多月，我决定回家过年，明伊和尚文定决定留在魏庄。
接着是冬天，北风凛冽，我们开始听到河堤上光秃秃的杨槐林彻夜哀嚎，是那样凄厉。
我们打背包，扛铁锹，住到十几里外的窝棚里拓宽河道，睡的是麦秸铺在泥地上的地铺，吃的是生产队的大锅饭，白干面馍和白干面稀饭（红薯切成片晒干，变白，磨成粉做的馍和稀饭），它们是主食，腻甜的要命，因淀粉太多，几天吃下来我们的胃不停地往上窜酸水，在冬天的寒风下特别难受，还不顶饿，可开饭时，一闻到它的甜味就不想吃了，偶尔有粗麦面燕麦面擀的面条，或是绿豆黄豆掺和米煮的饭，我们每次都吃撑了，躺在河堤上好一会儿才能直起身来干活，想起来时公社的馒头和鸡蛋炒辣椒，那真是天上的美味佳肴了。
打了场，交了粮，午收算结束了，也分了红，一个工分四厘钱，我们按人头每人分了45斤麦子，这些麦子要吃到明年夏天割麦，其余就是杂粮了。
接着是锄地，高粮、玉米、红薯、芝麻、绿豆、一大片一大片轮番锄，锄晚了，草碰到连雨天疯长，有的几乎淹没了禾苗，这些禾苗是我们的粮食，也是我们全年的希望，所以我们天天早出晚归地锄，和全庄劳力一字排开在广袤的原野里锄，锄地得换手，左一下，右一下地一步一步往前锄，地很长，辽阔的平原里都是隐隐约约锄地的人，烈日当空（锄地太阳越烈越好，草才能晒死），流着汗锄，这个辛苦的景象，一千多年前唐朝诗人就描写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这样，这块千年万载的土地上农民世世代代地锄，一直到现在，从大自然获取生存的粮食。
孩子们成群地追随在犁的后面，或垮篮或背筐，敏捷地抢拾遗留在地里被深翻出来的红薯，花生，这些捞到的零星粮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了，他们偶尔会停下来，背着筐仰望暮秋的天空，成行的大雁往南飞，他们就喊：“大雁，大——雁，快快飞吧，大雁，大——雁，快快飞吧，”这是他们的儿歌，就这么两句，和我们的童年是多么不同啊。
拉犁是辛苦的，但是一犁一犁翻过来的土像鱼鳞般整齐地叠着，向无边的平原铺展开去，非常壮观。半个月的枪耕抢种在劳累中结束了，郑建国他们也走了，我们依依不舍地把他们送到公社，送上化肥厂的车，这批招工走了四十多个。
在抢耕抢种的日子，队长和他老婆经常来磨屋看我们，看我们饭做得怎么样，看看我们的床，我们的灶，我们的水缸，我们的窗，我们的新门，他们要我们牢记，缸要满，灶要净，意思是水缸里的水要满，灶门前的柴禾要扫净，以防火灾，在这种茅屋连成片的村庄里发生火灾是不可想象的。
在打场和秋收的日子里，我们的房子就是那磨屋，一天天漂亮起来，塌陷的屋顶补了新草（虽然看上去像大花脸，但结实多了），驴屎和驴尿不见了，做了新的地坪，剥落的多缝的墙抹了新泥，多余的门窗堵上了，留了一扇门，两扇窗，还插了几根河堤上洋槐林细枝做窗棂，屋里飘着新的泥土味，过了几天，又有了新的生活用具，灶头、案桌、小凳、水缸、那只新的大木盆也被那个木匠送来了，屋子凉干了半个月后，我们欢天喜地搬了进去，承蒙他们细心，用新的高粮秸隔成三间，明伊左边，我和尚文定住右边，当中是灶台、案桌、做饭吃饭写信都在这里，到了这里三个月后，我们终于有了一片自己的小天地，可我们搬的那天，队长的老婆不停地抹眼泪，队长说，哭啥呢，还在魏庄啊。
随后是抢种冬麦的节气，也就是过了中秋节后的“寒露”（当地谚语，‘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先是人挑车载（牛车）地运肥，然后是牛耕人拉犁地耕地，拉犁比拉碌碡更累，一根大筋（像拔河一样粗长的绳子）上，系着八九根小绳，一人一根地套在肩上，低头弯腰，喊着号子往前拉，地很长，到头了，再往回拉，从早拉到晚，第二天再拉，面对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来耕种，你要么看不到希望，悲哀下去，畏缩回去，要么像那些朴素的农民不畏劳苦喊着号子，一步一步往前走，从贫瘠的大地里获取粮食。
回到魏庄后的十天里，天天晴空万里，烈日当空，太阳无遮无挡地照耀平原，大路、小径、打麦场晒得又白又硬。我们光着膀子，套上绳子，在场上一圈一圈地拉碌碡打场，几天下来人变得乌黑，皮晒掉一层，再晒掉一层，一直晒到肉里，晒到骨头里，你要在这里生存，它就要把你城里的东西彻底晒掉，新长出来的皮和留下来的黑皮，让我们看上去像斑点狗和大花脸。
麦子终于打完了，我们把炕房里万把斤麦子，一笆斗一笆斗地扛到场上，摊平了晒，再一遍一遍地筛，筛得腰酸背疼，磨掉了手掌上的皮，麦子搞干净了，人挑车载地把它交公粮，我们没有挑过担子，沉重的重量通过你的骨骼、关节、脚直接传到大地，我们两边的肩上和后脖胫很快磨掉了皮。
大队粮站有五里地，进了粮站，找到空地（挤满了交公粮的）放下担子，瘫坐下来，擦汗，轻轻抚肩，收粮员敞开着上衣，挺着白肚皮晃悠悠晃悠悠地过来，平日里不怎么吭声的队长迎上去，但收粮员正眼也不看地晃到车旁，随手抓起一把麦子使劲攥，干透的麦子会从指缝里挤出来，然后用尖嘴的磨得发白的金属管子使劲使劲地插到车底，把最下面的麦子带上来，扔几粒到嘴里，用门牙或大牙磕，干透的麦子会“咯嘣”地响，查好车子查笆斗，查到最后一笆斗时，我们都紧张地看着，希望他不要张嘴说话，而是挺着大肚子手一挥，我们就可以把麦子过大磅，再踏上窄窄地跳板，一笆斗一笆斗扛上高高的粮屯倒进去，如果他开口说：“晒！”，那万把斤麦子一天晒下来，不说晒掉百来斤，还要派人在粮站守着，因为要到第二天才能交，碰到下雨天就更倒霉了，受了潮的麦子有得晒了，所以队里的麦子在场上晒了又晒，扬了又扬，筛了又筛，再挑个好天送到粮站，从播种到收割，再到国家的粮库，城里人吃的麦子当真是“粒粒皆辛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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