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希匹的。“
其实我们这趟列车的知青，和学校统一分配出去的有点不同，都是家里有困难的，年龄大大小小的都有，小的十五六岁，大的二十来岁，所以车厢里沮丧话，牢骚话，骂爹骂娘的话是免不了的。然而青年人的朝气，旅途上聚在一起的兴奋，以及初次见到的野外不停变幻的初夏田野的明媚风光，使他们不久就海阔天空地说笑起来，驱散了车厢里那种又压抑又郁闷的气氛，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已经抚去了心灵上那种已沉淀下去的忧郁和伤痛。
其实当你离开家乡，列车把你拉向远方，当时你并未察觉出你大多数的东西，比如心灵上的、感情上的、感观上的、经验上的等等，那些东西还都留在故土的空间里，并没有在你的意识里一起被拉走，恍惚中，你还留在过去，现在是虚幻的，只有今后艰难曲折的生活不断涌来，你在里面艰辛地翻滚挣扎，才会慢慢明白那些故土的东西已是过去，现在才是真实的，过去才会变成虚幻，今后也是虚幻，因为你已懂得现在才是真实。你才会明白你那天离开故土的是一趟什么样的列车，是改变你命运的列车。不管你今后乘坐的是一趟什么样的列车，旅途去向何方，你只会记得那趟车的“哐当哐当”声。
那天，我在李大民那里坐了很久，说了很多的话，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今后的事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是不可测的，坐在这趟列车上的人，今后的命运会怎样，谁也不知道，因为知道了就不是今后或是将来了，你也失去了制定人生奋斗目标的意识，但它不可知地等在那里，因为它要等你的抉择，等你的时势，而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正努力奔向不可知的你自己抉择的未来。也可以这样说你的未来决定在你现在的抉择中。也在这时我突然感到冥冥之中有东西在召唤我。我突然毫无理由地起身告别，他们都一愣，硬留我吃过晚饭再走，一个人在那里孤孤单单的。我坚决摇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本能地知道我现在离开是对的，那是我的命运。
分手时他说他和妹妹过一会儿来看我。我说旁坐的是领队，那两个人不认识，又沉默寡言，没劲，说话不方便，还是我来看你们吧，这是现实的，而对这趟列车我们都不知道它还要开多久，还要驶过多少车站，停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那儿是哪儿，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我们只有一个虚幻的地名，它是一个遥远的陌生的，我们不可知的地方，它等着我们，这点我们知道，但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可对现在，眼前的东西却忧郁，所以他和他妹妹忧郁地看我，我明白，那眼神就是，我是那样地小，又要回到陌生人的圈子里去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穿过十来节车厢，回到自己车厢时（我经过的那些车厢都有说有笑的，我们的也不例外），我们四个人的座位冷冷清清的，领队也不在，他巡视去了，他和她看着窗外，从他俩的姿式来看，仿佛那样坐了很久，因为他们已像雕像。野外的景色暗了下来，闪过远远的稀疏的灯光。
一看我回来，他俩立刻转过身来，在车厢发黄的灯光下，脸上一下放下心来，松了一口气的漾开的神色在呼啸的列车里一览无余。我突然明白是他俩在召唤我。
“怎么这么长时间，”她看着我问，那眼光避不开。
“说话说得忘了。”
“忘了，”说话的口气像我母亲，还有点喜欢管人。我这才觉得，我刚才本能地突然回来，是喜欢让她管的，可我的意识好像不太喜欢这样，我喜欢自由自在的；“他兄妹俩都好吧。”
“很好。”
这时火车出了镇江站，颤抖了一下，拉笛提速。
“那么，”她说；“我得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火车一出上海站我跟她说了一声去找李大民就走了。没想到那方面的事，那方的事我也不懂，坐在一起就坐在一起呗，没想到要自我介绍什么的，我意识里不想被管的东西让我来看看西看看。
她继续看着我，指了指旅行袋上的标签说：
“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的。”
一个生产队的，我吓了一跳，没想到成了一个生产队的，我只是以为我们只不过在火车上待在一起罢了。现在，仿佛李大民妹妹说的那句话，成了应验的咒语。我真的被吓着了，怪不得被不知什么的召唤回来。我这个人有点迷信，害怕那些仿佛存在的东西。后来知道，一个公社一节车厢，坐在一起很可能就是一个生产队的了。没想到命运抓住我把我和她扔在一起，我对她还有点那个呢。现在回想起来，那天被吓了一跳的心又回到那儿呯评地跳，因为她坐在那儿。
她不管我的神色，继续说：
“我叫明伊。”
我又一愣，从来没听说过那样发音的姓和名，非常奇怪。所以名一、名医、明衣、明姨之类的词组在我脑海里飞快地转，但觉得都不妥，我有点气馁，连人家的姓名都搞不请。我讨厌语文，但又喜欢看童话，神话，寓言，小说之类的东西，可又不好好上语文课，所以书里不设识的字和音一律按声旁读，连声旁都不认识，就自己加音，至于字义，前后看一下懂意思就行了，从来不去查字典，觉得那些字跟我没关系，我是看故事，又不是看字，这就养成了坏习惯，实际用起来麻烦就大了。江西一个知青上调了（招工，是喜事），写成上吊了，字义是有上升的意思，但常用是自杀，弄得家里炸了锅。我们是小伙伴，我也跟他差不多。我小学里写一篇《一件好事》的作文，热心地扶一个老大娘上公交车，写成热心地扶一个老大狼上公交车，同学们哄堂大笑。这成了语文课老师在讲台上的经典案例，到现在我都不明白怎么会写成老大狼的。
她不理我的神色，继续说：
“明天的明，伊人的伊。”
“秋水伊人的伊?”我问，这是一首歌，我有点明白了，但不能肯定。
“是的，也指开始，”她一看我呆头呆脑的，就知我文浅，直接点出了那个字的另一个含义。
明天的开始，这是好是坏呢，是否有点预卜呢。
因为《秋水伊人》是一首悲伤的歌，描述女儿思念母亲，父亲思念妻子长久分离的忧伤之情。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电影《古塔奇案》里的插曲，忧伤的旋律使人噙泪，我没看过电影，但会唱，根据歌词推测，应是一部悲剧。
她不理我走神的那种迷离，轻轻敲敲旁边的茶几，要我注意，然后她介绍她的旁座：
“他叫尚文定，和尚的尚，安定的定。”
怎么说成是和尚的尚，而不是高尚的尚呢，大概是自谦吧。
“你好，”他伸出长长的手。他个头很高，和明伊一样，都是可以打篮球的人，他认真地握了握我的手。
这是我第一次被当作大人，别人正式向我介绍自己，我很不适应。
列车急驰。
介绍后，她又恢复了刚才的姿式，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他却向后一靠闭上了眼睛。我非常不适应这种仿佛我们都不存在似的，古怪的沉默状况。列车上又没别的地方可去，都是一样结构的车厢。时间非常难熬。于是我看看他，又看看她。我想，命运指定要我和他俩在一起呢。
他俩身材颀长，偏瘦，单薄，文质彬彬，有教养，但不轻易说话，他们的热心和主动（我能感到，前面已说过），他们习惯于把这种性情放在心里，不外露，所以看上去有点儿冷淡。这和我完全不同，我好动，外露，一分钟都坐不住（我能感到，她认为我是一只猴子，从她嘴角的那点抽搐的笑意，我就明白，那笑意甚至想用绳子拴上我）。从上车到现在，她所说的话，除了刚才的自我介绍，就剩那两句：“快放下，快放下。”“从窗子里爬出去。”而他呢，几乎没说过话，我能看到的就是，用现在的闭目沉思来度过不知何时到头的旅途时光，我有一种直觉，他的这种安静是从小就养成的，因为是那么地自然和熟练，仿佛是椅子上的一块布、一条腿、一条印子，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一点儿动静，我偶尔看到，他的眼睛会在里面急剧地跳动一下，那是被惊到了的感觉，但我本能地告诉我，那不是外界的什么干挠了他，而是他内心的什么搅动了他。
而她呢，几乎都是支着下巴望窗外，这种旅途姿式别人看不到她的脸，她能隐敝地活动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她眼睛的外形，从绘画的角度来看，轮廓分明，线条纤细，但里面有东西（我上车时没找到确切的词），那就是烟波。那烟波暗暗的，深邃而深沉，但不能说里面没有心灵的灵动，可一动，那烟波就变成一种哀伤的线条萦绕上去，或者干脆说吧，我总觉得她心里有什么东西压着，使她绽放不出笑容。我有时观察时间长了，她肩膀会一动，那意思是说，别老看我，我也在注意你呢。她知道我不会在意她那个动作，知道我是个随随便便的人，能把那么大一件海魂衫套在身上，大咧咧地出现在公共场合就很能说明问题，但那是次要的，从刚才被召回来时，我就觉得我和她心灵上仿佛有一种注定了的联系，永远也甩不掉。
至于衣服，尚文定穿一身浅兰色学生装，明伊一身老式的黄军装（古怪地都是长袖，天这么热），我就是那件海魂衫，旁边的领队是工作服、工作帽、电喇叭；和我们坐在一起，他看上去就好像是我们的监护。他告诉我们，他小女儿是69届的，昨天去贵州插队了，他大多数时间在车厢里巡视，以尽他的职责。从他匆匆走来走去的样儿，他肯定在家里不停地干家务，而且什么都不放心，即便是一把扫帚没放好，他也会把它搁正再睡觉。
我这么胡思乱想的时候，我们前后晃动了一下，列车制动了，拉响长鸣，报出前方是南京站。
知青们兴奋起来，早就盼望着到南京了，这不仅仅南京是大站，是六朝都古都，历史名城，可以下车活动，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南京长江大桥。大桥通车不久，毛主席亲监视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陪的他，为了解答毛主席的提问，是否满足战备需求，六天后，他命令近百辆坦克六十多辆轮式军车，这支近两千米长的钢铁洪流，在宏伟的大桥上，隆隆通过。
近百年来，上海人口语中的“洋钉”（铁钉）、“洋火”（火柴）、“水门厅路”（水泥路)、“司必灵锁”（弹子门锁）、“洋油”（煤油）、“洋布”（机织布）等等、等等，都是“西洋”（欧州）的舶来品。这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宏伟大桥，建造中吸引了全中国的眼光，六十年代被吉尼斯收入为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和公路两用桥，它全长六千多米，没有一点“洋铁”和“洋灰”（水泥）。它“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再也不用渡船像乌龟般驼着一节一节车厢过江。通车那天，南京万人空巷，光挤掉的鞋就运了两卡车，为了这些，为了自豪，谁不想看呢。
那天晚上，列车出了南京站，在吱吱呀呀的变轨声中，要上大桥了。知青们纷纷拥向窗口，头挤着头，脸挨着脸，外面的灯火越来越快地向后飞驰，我们也越来越激动。这时广播响了，要我们立刻关上窗，拉好窗帘，这是为了保证大桥安全。我们一愣，虽然我们非常理解，可我们还是非常失望，车厢里死一样的沉寂。列车“哐当哐当”地开着。沉默了一会儿，先是女知青关窗子，接著就是乒乒乓乓的关窗声和嘶啦嘶啦的窗帘声，不一会儿，列车封闭了，成了闷罐车。大家沉默着。
列车上了引桥，声音起了变化，是空洞的声音，这时有人大胆地掀窗帘偷看，发出：“哟，”“啊，”的声音。我坐在靠窗的位子，立刻照办，但对座的她早有准备似的，一下子抓住我的手，凑过脸低声说：“不许看。”
尚文定也准备出手的样子。
我当然明白他俩的意思，这样做可能引发的后果。可有人在看，但从她抵近的深邃的眼睛里突然暴露出来的恐惧，好像一条黑色的蜈蚣爬上我的心，我赶紧说：“我不看，我不看，”松开手坐好，她也坐好，但仍看着我。
这时领队匆匆进来，他不看我们，站在我旁边的过道里，举起电喇叭干咳一声，他要说话了，大家都看着，他说：
“可以看，但不要开窗，”声音很响，很清楚。
我们都一愣，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公然违抗吗？会不会突然进来几个人，把他请走呢。但他不说话，把电喇叭放座位上，“哗”地拉开我们的窗帘，说：“看吧，别的车厢都在看，我怕你们错过。”
这时两个乘警推开门，从门那边过来，他们严肃地查看两边，从这头走到那头，“噔、噔、噔，”地过去了。 领队急忙拿起喇叭跟上，他身后响起一片“哗啦啦”的窗帘声。
开阔的夜景突然像五彩烟花闪光一般展现在眼前，我兴奋地喊：“大桥在我们这一边。”
那边的知青蜂拥过来，我们头挤着头，脸挨着脸看。列车在弯道上，我们刚好看到桥的一点侧身。它点亮的灯线美丽地划过夜空，几千米长的灯线悬空在夜色里，在那一片漆黑的天地里，非常壮观，它秀丽地画出了长江的宏伟和广阔。
“太漂亮了！”
“太美丽了！”
“这是夜晚的彩虹！”
“简直是童话里的桥！”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珍珠项琏！”
明伊在我耳旁低声说：“这是用一颗一颗星星串起来的大桥。”
尚文定说：“它闪烁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志气，勤劳和勇敢！”
各种感叹和赞美之词都不为过，太伟大了！大家都不愿意离开窗户。但我对明伊的话突然感到诧异，这不是她突然说话，也不是她的话，而是她的话里有童稚气，而且很浪漫，使我想起美丽的银河，鹊桥，牛郎和织女，这不符合我对她严肃、古板、甚至严厉的判断。我就侧过脸去看她，我惊诧地看到她眼睛里那种深深的黑暗中涌现出来的恐惧不见了，美丽的大桥占据了她的心灵，她那仿佛有一层雾似的烟波的长长的眼睛，変得清澈莹莹，映着繁星和大桥，那条长长的灯线在她流动的眼波里五彩缤纷，流光溢彩，这才叫美丽呢，浪漫呢，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大桥，更多的眼晴浪漫呢！看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她发觉了，转过脸一下子碰到我的脸，她说：
“不看大桥看我干什么？”
我不敢说她的眼睛美丽，我说：
“大桥在你的眼睛里还要美丽，还有一点浪漫。”
“我就知到道你不会一本正经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的调皮是清纯的，没有恶意的，这是本性。”
我没想到她会给我下这样的断语。我从小听到的是“讨厌，”“野蛮，”“没教养、无法无天、滚远吧，”等等、等等。除了数学老师我从来没得到过表扬，不过她的表扬是这样的：连他都能做出来，你们都做不出来，真笨死了，气死了，白喜欢你们了。看到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的样儿，我刚一笑，就被一声，不许笑，给喝住了，她正在气头上呢。
明伊给我的断语，我认为不是表扬，而是信任，表扬虽然是好事，但信任更重要，它能给人信心，友谊，还有安全，会鼓励你前进。
“要到正桥了，还不看！”她说。
我们很快看到了高高的，耸立在那儿的雄壮坚实的桥头堡的中部（我们在铁路桥，上面的还要雄伟），看到了背枪正立的哨兵，年青的脸在闪过的车厢灯里闪闪发亮，粗大的钢染一根接一根闪过，江中心还有两人一队的哨兵，他们持枪正立，看着闪过的一张张年青的脸，他们一动也不动，像受检阅一般，下面是深深的黑呼呼的长江，他们在保卫大桥，他们也明白，这是知青专列，车头有大红花，我也深深地感到，大桥有了这些年青的战士，更显威武雄壮。
几年后一次探亲回家，路过南京时我下了车，特意从引桥走上去，在高高的江中心凭栏远眺，看到祖国的山河壮丽，想到明伊和尚文定坷坎的命运，我说不出有多少惆怅，要是他们在一起该有多好。
他还说他母亲在站台哭晕了，只能在车上眼睁睁地看父亲扶着。在我的印象里，他母亲一天到晚在门口洗衣服，他母亲在里弄小组是帮人洗衣服的。他问起我哥哥。
我说在江西一个山坳里，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要翻山越岭，好好的分在上海工作了，又迁到江西去了。
李大民的妹妹从小和我是同学，坐在我后桌，学习很认真，成绩不怎么的，胖胖的园脸，大眼睛很是活泼，哭肿了，临行前她把额前的留海剪得齐齐的，很古怪，坐下后她不许我看她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还一边吃零食一边尽数落我的调皮事。我小学里的恶作剧都是她告的状，让我吃了不少苦，现在听她说起我小时候的事，我开心地笑。
列车长鸣着，呼啸着。
我们在座的一起说话抽烟，其他座位也抽，弄得烟雾腾腾的，幸亏窗子开得大，一团团不停地被拉出窗外。
“娘希匹的（宁波人生气时的口语），三个都上山下乡，就留一个驼背在家，还没分工作，实在气不过，” 他家子妹七个，家里还剩三个妹妹一个驼背。
“我们家也不出来三个，就留个妹妹在家。”
“真娘希匹的，还不知今后怎样呐。”
“蛮好的，帮我看行李和放行李，就是不爱说话，也不抽烟。”
“那倒没劲，旅途很长呐，也不知啥时候到。”
“是啊，火车一开就来找你了。”
看到城市建筑物向后飞驰，离家的心情都不好。
李大民既愤慨又伤心地说：
“就你懂。”
李大民性恪豪爽，是那种大碗酒大块肉的人，像《水浒》里那些有性情的英豪人物。《水浒》就是他借给我看的，一套缺页少尾的书。那时候属于禁书（封、资、修的书）。他的身躯也像书里人物，身长背厚，66年停课闹革命时，他就是“逍遥派”，对政治不感兴趣，既不参加红卫兵也不去“大串连”，领着一群人在花园里“哐当哐当”举杠铃，甩石锁（杠铃是乱七八糟材料拼凑的，石锁是自己凿的），练得身上的肌肉东一块西一块，就像书里那句话，肌肉虬结，短袖海魂衫在他身上绷得紧紧的。我的呢，临行前我母亲怕我窜个，买得大了又大，像是别人施舍的，套在身上晃荡晃荡的，我也不管，那衣裳时兴，穿的是那个品，又不是大小。
“很好。”
“邻座怎么样？”
“用不着问，到那里就知道了，”他妹妹一边吃零食一边说。
“你懂啥，他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现在不搞好关系，到那里怎么弄，”他这么说她妹妹。
“会有人喜欢他的，”她妹妹给了我一颗糖说；“他从小就这样。”
“和谁在一个生产队知道了吗？”
“还没问哪。”
一路上的情景，我只记得列车不停地播放毛主席语录歌，不停地加速减速，进站出站，呼啸长鸣，城市不停地向后飞驰。知青专列只报大站，苏州、无锡、常州、丹阳，一晃而过。沉重的历史车轮不停地把我们拉向远方。
火车一离开上海站，我就在1号车厢找到了李大民。窗开着，窗帘哗啦啦地响。他斜靠在座位上，脸朝着对面的三个知青在说话。他们是三人座。他妹妹在一旁喝茶。一看是我，他俩兴奋地站起来（一离开家乡，就会有的那种亲情），邻座听说是邻居赶紧让我坐下，我谢了他们。
“你好吗？”坐定后他看着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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