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紧把车票给她看，指了指她对面的座位。
“噢——。”
我还以为她会像特洛乌德小姐那样，看到大卫·科波菲尔千里迢迢地逃到她海边的家，坐在客厅的绿屏风后面，号炮般地叫道：
“天哪——！”
但她什么也没说，在那“噢”后，就和旁边那个男生，也就是后来的两只援手，把我的行放到行李架上，当她看到我旅行袋上的标签时，她和他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
我赶紧把身子探出窗外，找父母。看见了，大声喊，他们焦急地从人群中挤过来。
“坐位找到了，”我母亲问。
因为我是第一次离家，远离家，所以她焦急。
“找到了，”我说，赶紧把情况告诉他们。
我母亲踮起脚，扶着窗沿，千谢万谢地谢了他们，并不断地重复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调皮的孩子，一路上一定多加照应，多加照应。
她和他不停地点头。
随后，他接过我父亲手里的小旅行袋，放到行李架上。
这时，车站的广播停了，但又突然响起，这回不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不是毛主席语录歌，而是一个女声，火车站里特有的那种女声，那种不紧不不慢的广播：
“开往安徽的612次知青专列，还有三分钟就要开车了，还有三分钟就要开车了，请送行的亲友退后，请送行的亲友退后，”她连播三遍。她播第一遍时就有人哭了。我母亲立刻握住我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在我的记忆里，自那以后，我母亲再也没握过我的手。
我也记得她和他没有人来送行。
列车一声长鸣，“哐当”一声，抖动了一下，吃力地起动起来。
站台上原本低泣的声音顿时汇成一片哭声，那声音是那样响，那样沉，那样冲进我们的车厢，但在列车第一声“哐当”后，它被风托了起来，慢慢升上天空，柔和起来，像低低的和声，像祝福，祝我们一路平安，身体安康；也像喃喃叮咛，叮咛我们此去一路小心。它久久地回荡在车站上空，久久地回荡在那个年代里，也久久地回荡在我离家的少年的心里。
我记得她和他一遍又一遍地向我父母挥手，仿佛那是他们的父母。
我摇摇头。
她看着我皱起了眉头。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很奇怪，很大，是细长的那种，眼睛里有然一种淡淡的雾，但说的不确切，我还在找确切的词，走神了，她发现了，就用那眼睛瞪我。那意思是说，你倒是说话呀。
“我也是去插队落户的。”
但她直挺挺地站着，既不看我，也不说话，等走道有点空了，低头看着我说：
“快去找座位。”
“找到了，”她扶着行李问。
我摇摇头。
“车厢不对？”
那时候上海各火车站，各客运码头，天天送知青，挤得水泄不通。一趟列车只能送两千多个，隔1小时开一趟，一天12趟的话，只能送走两万四千多个。那时候真是挤成堆往外送，场面惊人。或者不如说，这一车车，一船船被送走的孩子，就像一团团，一簇簇的蒲公英，被当时的飓风吹向全国各地，他们飘飘荡荡地撒落在我们辽阔祖国的乡村、山坳、以及人烟稀少的边疆。他们在那里生活着，生长着，并用他们青春年少的生命，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谱写了许许多多不同的难忘的青春之歌。
我所要写的，就是那艰难岁月里千千万朵蒲公英中的几朵。
第五天，那个晴朗的五月末的一个下午，我扛着行李，在人山人海的上海北站，在父母和亲友的注视下，登上了北上的612次知青专列。车厢里到处是人，过道里，座椅上都是争相放行李的，挤得水泄不通。一个穿工作服，戴红袖章的中年男子，像工人，举着电喇叭站在靠门口的椅子上，用嘶哑的声音朝车厢里大声喊，根本听不清他在喊什么，后来才知道他是领队。没想到人这么多。当我挤得满头大汗，被后面的人像瓶塞子一般推过堵死的车厢连接处，到车厢门口，我想，大概是我的个小，脸色苍白，以及像中暑般摇摇晃晃时，一只手搭上我肩上的旅行袋，一个女生在我耳旁大叫“放手、放手，”她想帮我一把，她根本没想到这旅行袋有多重，里面装了六十斤大米，我母亲怕我没得吃，逃荒，饿死，这是她对安徽农村的全部概念。我还挎着包，提着网兜。她一提没提动，我先感到肩上一轻，又一沉，失去重心，侧倒下去，连人带行李地把她压倒在旁边的座位上，后面的人稀里哗啦地往前倒下来。这时立刻上来两只手，提起我的旅行袋，放上茶几，又把我从人堆里往上拉。但我的腿被压住了，拉得我杀猪般大喊大叫（我喜欢夸张地叫）。领队立刻跳下椅子过来帮忙。一阵混乱之后，倒下来的人被拉起来。我紧贴她站着，她个头很高，能看到她两个窄窄的鼻孔，我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肥皂味，衣服刚洗过的味，不是香皂，是廉价的固本肥皂味。我家里也用这种肥皂洗衣服，洗澡，所以熟悉。因为和她正面贴着，她鼻孔里的气息一阵阵喷到我的头上，如果抬起脸就喷到我的脸上，我得谢谢她，于是侧过脸说：
我当然心急，父母还在外面等着，还有一个小旅行袋在父亲手中，站台上那么多人，让他提个轻的陪母亲，没想到车厢里也这么多人，也想尽快离开这样一个既好心又怪异的女生。
我急急走向车厢那头，但半路上发现有点不对，又回到她身边。
也许，她以前当过红卫兵，大串连过。我哥哥说那时候不管男女，都从窗子里爬进爬出，现在人挤，她也叫我从窗子里爬出去。
我大声向她解释：
第三天用草绳，草包（免费的，到街道领），打行李。把买来的和要带走的打成包，按规定缝上布的标签，上面写的是：安微省xxx县xxx公社xxx大队,魏庄生产队.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父母舍不得请假,因为新买的东西花了不少钱，但临行那天国家是放假的。
第四天，用人力车拉到学校。操场上堆满了送往全国各地的行李。你想，上海光68届69届一片红的初中生就将六十万，上海共送出一百三十多万，这是什么概念半支中国军队，全国共计一千三百多万知青，所以那时候全国到处是知青。
“谢什么，快从窗子里爬出去，叫你姐姐来拿行李。”
咦，这人有真有点怪，我不明白她凭什么断定我是替姐姐送行的。大概是我人小，做哥哥的不会让我送上车的。
这真有点像特洛乌德小姐，大卫·科波菲尔还没生出来，就断定她是女孩。最后，把帽子挽在胳膊上，像失望的仙女般消失了。
“谢谢，谢谢。”
她不回话，也不看我，人一松动，分开了，低下头说：
离行程只有五天。
第一天排队迁户口。
第二天到各大百货商店买东西。南京路挤得要命，柜台上都是知青买东西，那种着急样，仿佛那儿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们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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