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惊下来的短发拢好，定了定神，抬起整个脸来看着我说：
“慢慢来，什么事，”语气和蔼，因为没有什么意外的事。
我告诉她，要上山下乡，要和李大民一个生产队。
这回她明白了，脸上有了血色。她朝我身后看了看问：
“你母亲呐。”
“是我母亲叫我来的。”
“那不行，叫你母亲一起来，”语气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
怎么会这样，我还以为她巴不得我走呢，她好完成任务。
“是我母亲叫我来的，她刚下班，要做晚饭的，”我说。
“烧晚饭，这么大的事还要烧晚饭！”
她大概认为小孩要上山下乡了，这么大的事要陪着来。语调中透着对我父母的不满。其实我明白，我母亲不是不当一回事，而是认为我今后要独立生活了，因该管好自己的事了。
“你几岁了，”她看我不动于是问。
“十六。”
她用怀疑的眼神看我，找碴似地上上下下一遍又一遍地打量。
我知道我小，简直可以用儿童未形容。我上的小学是父母厂里办的职工子弟小学。母亲与厂里和学校里吐了又吐苦水，说没人带孩子，经济又困难，自己又得工作，就提前又提前地上了学。当然，校长是要考考我的。
在那间明亮的办公室。会数数吗？她问。我利索地从一数到一百。行，会加法吗？我得意地说，1+1=2，2+2=4，4+4=8。这回她笑了——带有耶揄的神色，她斜看了我一下，用蘸水笔在桌上的纸上写下：11x11=( )，等于121。好！这孩子我要了，但不许调皮，调皮叫妈妈领回去。后来我发现她是我们小学数学的兼课老师。但我们不敢叫她老师，而是叫她邓校长。上她的课我不敢调皮，调皮要叫妈妈领回去的，那多难为情，那时候只想到自己的难为情，没想到做父母的多困难。我从小学到中学的数学一直都很好。我估计是那句话作的祟。
“那户口簿呢？”
我做了个手势。
“没带，快回去拿，别跑，会吓死人的，”她站起来说；“我等你！”
在马路上狂奔是不文明的，会让他们想起会有什么事。我不管，继续狂奔，拿好户口簿，又站在了她面前。这回是敲了门进去的，尽管门还像先前那样开着。
“蛮好嘛，是懂道理的，要坚持，”接下来她仔仔仔细细地看我户口簿，旁边放着两大本打开的花名册，对照过以后，她抬起头来对我说；“你不能和大李大民插队在一起，因为额满了，”我愣住了，
她看着我说；“整个安徽都不愿多要一个人，他们自己的学生都安排不了。”
那时候到江西和安徽插队落户都算近的，照顾特困的。
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是报名到别的地方去呢，还是回家问母亲。因为她是作主的。我第一次到了人生的关口，要自己作主，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墙上的钟嘀嗒嘀嗒地声音很响，越走越快，觉得里面针要跳出来似的。
她轻轻地敲了敲户口簿，引我注意，然后翻开一本很大的花名册说：
“我已经替你想好了，我这里还有一个名额，是留给一个特困的，但她到现在还没有来，你去她那里，是李大民旁边一个县，我女儿也在那里，还有十分钟就要上报了，”说着，她抬起头来看我说；
“去那里，你母亲会明白的。”
我母亲是明白了，第二天报名的都去了更苦更远的地方（贵州、云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但我对这件事有点忐忑不安，我算是幸运呢，还是那个的她时乖命蹇呢？我一直忐忑不安到现在，我总觉得，我在那个时候占了她一块地方，使她在后来的困难中走得更远，到更偏僻的地方去安身立命了。
我记得，那天我刚点下头，她立刻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叠整齐的浅红色的通知单，她在最上面那*工整整地填上我的姓名、年令、性别、街道（因为我们是困难户，学校动员时没走，人事关系转到了街道），随后她又拿出一叠购物单，那时候生活用品都凭票供应，这张购物单是国家照顾知青的，我记得，我能买一条棉花胎（做棉被，再配上十丈布票，做被套和买衣服）、一顶帐子、一条毯子、好像还有几条肥皂。这些东西将伴我插队落户。
填妥后，她拿出一枚大红印章，在那两张小纸片上盖了下去，我看着这枚印章盖下去，我明白，这大红印章盖下去时，结束了我的学生时代，结束了我的城市生活，从它盖下去的那一刻起，我成了我们辽阔祖国的，我有点傻乎地不知道它在哪儿的一个偏僻乡村里的农民。
“没事，报名上山下乡，要和李大民一个生产队。”
“报什么报，，吓死人了，”她突然抬高的声音，倒把我吓了一跳。
“我接到电话，李大民一家报名上山下乡了，所以我早回来了。”
我一愣，她的话是解释她为什么早回来，没说找我的目的，我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明白她的意思。
李大民是我们街道上山下乡的老大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钉子户，这两天他家门口，街道里动员的人，敲一通锣鼓，喊一遍口号，举一遍旗子，要他们家的子女上山下乡。他父母的工作停了，工资也要停了，留在家里办学习班。那他家是什么问题呢？（那时候66、67、68届初中，高中，大学的毕业生没能按时分配，挤在一起分）李大民和我哥哥一样是67届高中，是老大；老二和我姐姐一样是67届初中，是个驼背，我们调皮，称他是神仙，意指他“背山”（〈愚公移山〉的寓言，愚公要世世代代地誓把挡在家门口的大山挖掉，神仙被他的意志感动了，背走了那座大山，从此他家的道路畅通无）。当时，上海的分配政策是家里一起毕业的学生，一个工厂一个农村，也就是“一工一农”。所以我哥哥进了工厂，我姐姐下了乡。他父亲说，老大下乡，老二进工厂，“工宣队”（*时，学校后来由‘工人*思想宣传队’接管）说，很好啊，合情合理啊，健康的上山下乡，“神仙”留上海工厂。可是一圈兜下来，没一个工厂要驼背的，理由是健健康康的人都要不完，现在怎么会考虑驼背呢。事情拖了下来。拖到次年，他68和69届两个初中生妹妹又挤在一起分配了，工宣队又来了，四个一起分，双方说定，他和68届妹妹妹下乡，69届妹妹进工厂，“神仙”暂等家里，他们一定帮他找到工作。他父亲同意了，谈妥了，问题解决了。但他们家的运气不好，上海的学生分配转向了，那就是应届的和历届剩下来没分配的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即“一片红”。
我母亲找我，就是要我报名上山下乡（其实我也是老大难，再走，我们家四个孩子走三个了），要和李大民一个生产队。他比我大五岁，是邻居，又是哥哥的同学，好有个照应。
母亲的话立即照办，街道马上要下班了，我一口气跑进那间办公室，站在一个人面前，是个女的，中年人，齐耳短发，坐在办公桌后面，她身后的角洪落里堆着锣鼓、标语、各种各样的旗帜，两条标语掉在了地上，一条搭拉在桌旁，上面写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她有点卷意，看着桌上厚厚一叠花名册。她见我心急火燎，气喘喘地跑到她面前，或者不如说冲到她面前，吓得脸都白了说：
“发生了什么事？”
上山下乡那年，我十六岁。
那天， 我正在花园里踢球。
我母亲喊我了，说是花园，其实是工人新村群中的一块空地，有半个足球场大，当中是草坪，四角种了点开紫花的树，周围是低矮的冬青树，还有四个没人看管的门。
李大民的父亲不干了，他当然不同意三个子女丄都上山下乡，只留一个驼背在家，最后，有七个儿女的他还是想通了，子女早晚都要离开家的。
由此，李大民和两个妹妹走进千千万万知青组成的，千千万万不同心情汇成的那个时代特殊的知青洪流。
我母亲喊我，无非是打酱油啦，买葱啦，吃饭啦，睡觉啦等等，这次不同，像是有事。
她坐在窗前（她只喊一句，剩下的就交给那些女孩了），手搁在老式的发黑的硬木桌上，穿着工作服，戴着工作帽。午后的阳光照亮了她半边脸，她的眼睛很大，忧郁地看着我，却不说话，我有点讶异，以前她不跟我说话是不会看着我的，她四十多岁了，自从初中毕业的姐姐去年上山下乡到苏北的一个农场，刚高中毕业进工厂的哥哥也随工厂迁到江西去了，她就开始苍老起来，有了点白发，我等着，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违了她，我知道她的心情不好。过了一会她说话了：
——作者
第一章
那些花园，到了1969年，只剩下了稀稀拉拉的草坪和一条白色的小径了。“珍宝岛事件”后，与苏联的*味越来越浓，就用来盖窑厂，烧砖建防空洞，后来成了里弄工厂。到现在早已铲平，建起一幢幢高耸的带电梯的漂亮的商品房。孩子，花园，窑厂，里弄工厂早已随着风风雨雨消失了，只有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他们的些许思念，还会在那里飘荡，仿佛那些逝去的时光回来了，飘荡在被岁月的枯枝残叶层层深埋的年代里，想唤醒那些沉睡的人和那些沉重的故事。
如上所述，在那个明朗的有风的五月的一个下午，我母亲喊我了。
我母亲是苏州人氏，她那动听的吴语一叫，小伙伴们就学她的腔调叫，特别是女孩子们喜欢集体拉长音叫，后面还要添上一句“快回去吧。”那种刻意模仿的童音，常常惹得大人们笑，孩子们乐，但对我却是一种灾难，如果磨蹭，她们就会很乐意地一遍一遍地叫（她们还会模仿广东人、宁波人、山东人、苏北人的腔调叫，非常有模有样，上海是移民城市，‘两万户’里有的是全国各地的人），最后她们会吃着零食，哈哈大笑，看着我一溜烟地跑回去。
工人新村群，据说是五十年代按苏联集体农庄模式建造的，一排排很整齐，像排列的火柴盒，两层楼，红瓦，砖木结构，非常简单。也就是上海人所说的“两万户”。它们都是一种格式，一个大门廊进去，五户人家，大的约二十平米，小的十四五平米，厨房和卫生间是合用的。每户人家的孩子少的两三个，多的七八个。那种拥挤，那种杂嘈，当然还有孩子们进进出出，挤来挤去的宣闹和欢笑。按照设计者的初衷，花园是工人们劳动后休闲的地方，可是工人很忙，厂里要工作，要开会，要“运动”，回来还要干家务，忙完了也该睡了。第二天路近的步行上班，路远的在路口等厂车集体上班。他们没有时间去休闲，最多在那里散散步。倒是那些光荣妈妈生出来的孩子们簇拥来簇拥去地在那儿玩，跳橡皮筋、打玻璃弹子、丢沙包、滚铁圈、踢球等等，玩得不亦乐乎。
他们在那里，在那接连不断的运动和物资匮乏的岁月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少年和青春。
谨把此书献给那块土地，以及在那块土地上生活和生活过的人们，感谢他们对我的宽容、照顾、和帮助。
还得感谢刘镇亚先生，感谢他对此书一如既往地关注 。
人是由感情填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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