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文定走上门廊，想到两年多了，母亲一直由邻居们照顾，自己却远在他乡，不由得喊了声：“妈妈”，轻轻抱住了她，她就那样让他抱着，冬天的傍晚来得早，晚风吹过来，吹拂着我们，吹拂着母子俩，吹拂他们的头发和衣襟，他母亲呆呆地，呆呆地有了眼泪，由那双思念的手抱着，这时又伸过来一双温和的手，明伊轻轻地拿起她的手，握住说：“妈妈好，”那声音似曾相识，非常遥远，但刺破了遥远的凝固的迷雾里的小女孩张嘴奔跑的静止的图像，她听不见她喊什么，现在这嘴动了，声音出来了，是喊妈妈的声音，是呼唤妈妈的声音，那声音直入母亲的心怀，使她激动，激起了她的温情，她慢慢抬起手，但有点分不清真假地温柔地搂着他俩说：“你们回来啦。”
“回来了。”
这答得仿佛有点像“小来子”的母亲喊魂似的“来——了”。
本以为母子俩见面会出现欢天喜地，兴高彩烈，欣喜若狂的一幕，没想到会是那样，这就是母子见面，人变成了精神病连人情味也变得疯疯癫癫的，但它确实存在，也很感人。
邻居有擦眼泪的，看我们进去，明伊和尚文定及那母亲先进去，我在后面，那阿姨拉住我的手说：
“慢点，小弟弟，那就是明伊？你们都好吧。”
“很好，谢谢阿姨，”我放下旅行袋说。
“别客气，”那阿姨朝屋里看了一眼说；“你们在这里吃晚饭，对吧。”
“是啊，”我说。
“那我去拿肉票和钱，今天我只买了点蔬菜，”那阿姨说。
尚文定母亲的生活由她照料，这是苏新新母亲和邻居们商量后安排的，这阿姨我前面已说过很细心，识字，也很热情，宁波人，住隔壁，很方便，她开门关门地把票证和钱拿来。
这是她自己做的有拉链的蓝色小包，打开，清点后交给我，有七八块钱，各种副食品票证（肉票、蛋票、鱼票、豆制品票、香烟票、布票、粮票和购粮证、她是小户、不多），一个小帐本，记着每一笔支出，字工整清晰，看来她不仅有文化还细心，天天记啊写啊烦也烦死了，所以我很感动，她让我交给尚文定，她不进去打挠了，还说现在菜场没关门，赶紧去，有事找她，就隔壁，很方便，我再次谢了她。
尚文定和母亲坐在床边，明伊坐我上次坐的椅子，看着他们，我作了个手势，她出来，我给她看小包和帐本，说了情况，她让我去买菜，肉不要太多，那母亲只有一个人的肉票，炒点肉丝就行，这里的事她会安排，说着她把旅行袋拿了进去。
买菜做饭对我们来说已是就轻驾熟的事，小菜一碟。
菜场里冷冷清清，亮着几盏灯，昏昏暗暗，看见头发长长的我营业员说：
“插队落户的吧？”
“是啊。”
“要过年了，刚回来？”
“我点点头。”
我给她一毛钱，她也不称，往篮子里使劲塞了一篮子青菜，她一边塞一边说，她弟弟也快回来了，比你远，在贵州，山沟里。
我按明伊的吩咐，买了一斤肉，一大块豆腐，两张百叶（豆制品的一种，有的地方叫千张）一点咸菜，一斤鸡蛋，还有一把大蒜，菜场里就这些，成色也不太好（不像魏庄，都是新鲜的），而且市区没有集市，也没有走街串巷的小贩，那是投机倒把，东西没收了不算，还得坐下来办学习班，所以挑担叫卖的人是绝迹的。
“怎么没买酒呢，”明伊看着菜篮子说。
“喝酒？”我一愣；“你没说要喝酒啊？”
“你不想喝，你俩喝一点吧，到家了，热闹热闹，有点气氛。”
我买了一瓶七宝大曲，上海的酒，除了啤酒其它的我不敢恭维，那白酒就像那些机器一样总觉得有一股橡皮味，我父亲每晚三两地喝，用5分钱油炸豆瓣下酒，也不说话，然后睡觉，他的生活就是这样，上班下班，喝酒，睡觉（那时候也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也很少），几十年来一直如此，我也没有单独陪他喝过酒。
一个多小时后，明伊端上菜来，肉丝炒百叶、炒大蒜、炒咸菜、以及豆腐烧青菜，炒鸡蛋，菜没放辡椒，而是稍微放了一点糖，那是吊鲜用的。
我们在后间方桌四边坐好，我好久没坐大桌子旁了，我们像一家人似的正规吃饭，那母亲大概长期做老师的缘故，坐姿端庄，面带微笑，大概也是那病的缘故，她的坐姿和微笑又显得特别天真，就像婴儿笑，这世界真让人感到奇怪，变了神经病了反而纯真了，她看我用牙齿开瓶倒酒，突然瞪大眼睛，一线亮光在眼睛里闪动说：
“你们喝酒啦！”
“是啊是啊，今天到家了，”我拿着酒瓶说，觉得有点奇怪，这有什么希罕的，我一时忘了她是有病的。
仿佛喝酒的往事在她心里是开心的，她一脸光彩地说：
“我和文定的爸爸也喝过一次酒呢，”她说；“是在乡下，我们在河里摸到一条鱼，这么大，她用手比划了一下。”
我们一看，应该是一条很小的鱼吧，巴掌大，田边的水沟里有的是，夏天我们经常去摸，我想大概不是鱼的大小，而是满身泥水地摸到鱼的快乐时光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她认真比划的样儿，连尚文定和明伊也笑了。
没想到她疯了以后，生活在她凝固的似乎是透明的脑袋里保留了一点绿色的愉快的东西，我还以为她的心灵一直在无边的黑暗里呢，也许是那一点点的灵性使她活到现在。
她一会儿看看尚文定，一会儿看看明伊，一会儿看看我，看看透明玻璃杯里的酒，也是白色的，儿子回来的快乐的光在她清澈的眼睛里闪动，看她那样儿，我们很愉快，回来不就是看母亲高兴吗，我也龇着牙笑，那母亲看我那样笑，大摡想起了上次愉快地吃饭，问尚文定：
“他还哄你们吃癞蛤蟆嘛！”
“没有，”尚文定认认真真地回答。
明伊却笑着说：
“我们再也不吃他的东西啦，每次信他的话都倒霉。”
那母亲立刻问：
“又怎么啦？”
明伊告诉她毛驴的事，她听了哈哈大笑，说我真是很坏很坏的。
看到给她这么大的快乐，我们也哈哈大笑，要是明伊和尚文定能考进大学她一定会更高兴，生活的彩光会照满她的心灵，我一直这么祈望着，希望他俩能考进大学，给她更大的快乐，她是不是也知道他俩要考大学呢，明伊和尚文定不会告诉她，在她不可靠的生活里加上一个不怎么可靠的期望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直接让她看结果，应该更好，让她在疯颤中高兴，我倒是这么期望那个时刻。
饭后，明伊洗碗，我扫地，尚文定把带来的芝麻油花生分好给各家送去感谢他们的关怀和照顾，人不就是这样吗，然后我们去明伊家。
钥匙在锁里一转，有了脚步声，门一开，迎面的中年人一惊，一声不吭，朝后一退，明伊和我他是认识的，那冷淡的表情说明了这一点，他镜片后面的眼睛盯的是尚文定，我们当作没看见，明伊用钥匙开了自己的门进去，我随手关上，不让他看里面，即便是这样，我仍感到那中年人的眼睛已经跟了进来，在屋里游荡，查看，仿佛他已占领了房间，并没关在门外。
这和尚文定的家又不同，昏暗的灯光，木板钉住的窗户，灰尘，蛛网，朝北的阴冷的房间，给人《聊斋》庙宇里阴森森的感觉，尚文定自那以后第一次进明伊的家，站在她旁边，我回去时曾对他悄悄说过明伊家的情况，实际看到的感觉更不同，他一脸怜悯而伤感的神色，没想到明伊家里的实际情况会是这样，难怪她脸上不会有笑容，我和上次来那样开窗透气，用门后抹布拖把把屋子打扫干净（我在魏庄的任务就是打扫卫生，抱柴禾，烧锅，其它活我不干，连衣服都不洗），然后我和尚文定坐方凳上，明伊整理东西，打开箱子，里面很干净，但仍把里面的军服拿到窗口透透气，抖抖灰，叠好，放进箱子，看了看，从军用挎包里拿出奖状和一封信，那是她弟弟的信，他说他不想回上海，虽然想念姐姐，但看到姐姐会更伤心，他想在那里安静地等消息，希望有好消息，他说他这次在县城拍了照，附信寄上两张，一张给姐姐，一张放在箱子里，万一父母回来就能看到了，他还向我们问好，他不希望我们陪她姐姐去黑龙江，他说下了长途汽车还要走七八十里路，很远，大多数是荒野、森林、沼泽，但空气很好，也很静（应该是荒凉和寂静吧），这里的老乡很好，很照顾他，所以请姐姐在安徽安心工作，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对他姐姐的照顾，明伊把自己的奖状和信，以及弟弟的照片放进箱子里，照片上是一个很清秀的青年，戴着冬天的棉帽，朝我们微笑，不能去黑龙江，我倒有点失望，失去了一次真正的远足，来上海前，明伊把生产队分的花生和芝麻油一人一半地给了我和尚文定，她没人可送，人家也不敢要，明伊盖好箱子，拿起我洗干净的抹布擦桌子、登子、箱子，虽然她看我擦过了，她眼睛看着它们，自言自语地说，要过年了，擦擦干净，她在想她的父母，不是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吗，见不到，于是她就跟箱子说，跟里面的衣服说，这是她心底里的愿望，尚文定从来不打挠她，坐在她旁边，这种时候我自然乖乖的，过了一会儿她又说：
“明天就去打听消息。”
“好啊，我赶紧说：“早问早放心,离过年还有半个月呢，”以此差开她的思想.
“是啊,”她说；“我也不希望让大家老牵挂着，”不过，说到这儿她脸上又不自觉地浮现一层怕看到他们冷眼和自己说错话的阴霾，尚文定似乎明白要战胜一种长久积聚的情绪是不容易的，他立刻说：
“不用多想，去就是了，”我们在外面等着。
“我明白，”她说；“可有时候我压不住它，怕坏消息，怕冷漠的眼睛，怕自己说错话引起他们不高兴，下次再去就更冷淡了，有时候去了竟张着口说不出话来，这些阴影一直缠着我，却又无法解脱，现在把这些东西说出来，畅快了许多，”她一边擦床一边说；“想到明天出来，会看到你们在外面等着我不知有多高兴。”
外面很冷，北风呼啸。
然而，这个时候我们三个才傻呼呼地发现两张床上光秃秃的，既没有垫被也没有盖被，忙了半天这最主要的东西才想起，大冬天的怎么睡，我一说，明伊和尚文定愣住了，好一会儿明伊才说：
“怎么没想到这个呢，要不就把被带回来了。”
匆匆忙忙回上海，怎么会想到这个呢，回家呀，家里怎么会没有被呢，明伊的父母不在，没有人为她准备被，习惯性的思维会害死人。
“这不是问题，”尚文定连忙说；“我现在就回去抱床被来，”他又接着又说；“我父亲走了后我母亲一直把床整理的干干净净，随时准备他回来，姐姐走后也是这样，我走了她把大床搬到后间，两张小床搬到前间，她洗啊铺啊干干净净，就等我们回去，随时能用。”
“我看见了，”明伊低声说。
她要和我们一起去，我说外面很冷的，你留家里吧，看看还有什么要整理的，也好静静心。
“好吧，”接着她说；“你们两个早去早回啊，”就像在魏庄我们要去赶集一样。
我们走得很快，我想，明伊今后一个月要和那个中年人住在一起了，想想也让人不舒服。
尚文定的母亲坐床沿，两手分放在膝上，等人的样子，神情专注，我不知道她这个姿式保持了多少年，那么多年里她那个混乱的脑子里不知在想些什么，在魏庄的时候尚文定提起过，那天在河堤上看着寂静的沱河对我和明伊说（我觉得是寂静把他的心里话引出来了），他说那时候他还小，小学二年级，父亲该回来时她就坐在床边等，有时等不及了就让他伴姐姐晚上去另一个教师家问，如果也没回来她就安心了，有时候是那边一个小男孩来问，那时候就是一个等，家里静悄悄的，那钟嘀嗒一下滴答一下走得很慢，声音很压抑，后来不管她是不是清醒，都是那个姿式，我想尚文定不爱说话大概就是那时候养成的，我也想，尚文定无声无息地看书，做功课，走进走出没有声音，大概也是那时候养成的，那些书，功课，以及无声无息嘀嗒一下的钟，伴他度过了童年，少年，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那母亲看我们推门进去，直起腰，眼睛顿时焕发起来，但随即蹙起眉头，思索着盯住我们身后，明伊没来，她想不通，在她不灵光的意识里我们三个要么一起来要么一起走，不然，那一个上哪儿去了呢，要这样和一个要猜思想的人住在一起，很累。
尚文定自然和她心意相通，连我都看出那焦虑询问的神色。
他坐在她旁边，小声说：
“妈妈，明伊有家，在她自己家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强调，难道她认为她是没有家的吗，那个混乱的脑子我不太理解），但她没有被盖，现在是冬天，天很冷，我们忘了带来了，我来把姐姐的被带过去让她盖，姐姐现在不在家。”
那母亲转过脸去看尚文定，眼睛里飞驰着许多纷乱的念头，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姐姐，最后她似乎是理清了那些挠乱了她神智的念头，不明不白地说：
“尚长卿走没有办法的事，你姐姐走没有办法的事，她没有被盖没有办法的事，这些我知道，没有父母的孩子真可怜。”
最后一句话让我吃惊，这个精神上时清时浊的母亲竟然同情起明伊来，我不知道她们俩谁应该更同情一些，只知道在她后来的日子里亲人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她。
“那么我去抱被了，妈妈。”
她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尚文定把姐姐的被抱到自己床上叠，我卷垫被，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有点异样，觉得那母亲在看我们，回过头，她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当她看到光秃秃的床板时轻轻说：
“他们不回来了是吗。”
这话相当有问题，这光秃秃的床板使她想起了尚文定的父亲和她的姐姐，我不知道她怎么想起来的，这两个她一直等着的人，她看着我那极度怕失望的眼神，让我害怕，我赶紧喊了一声：
“尚文定，快看你妈妈。”
他回头一看，赶紧让我去叫隔壁的阿姨。
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
门一开，那阿姨轻声问：
“什么事？”
我清楚扼要地说了一遍。
“哎呀，我的小乖乖啊，你们怎么能抱走她的被呢，真要命，她把它们当作两个人啊。”
我觉得问题严重了，不要犯病啊，我还没看过她犯病呢，不知怎么样，可怕不可怕。
“快去把那姑娘叫来。”
“什么姑娘，”我慌乱中一问。
“哎呀，你们的明伊啊，她天天念叨着，还不快去。”
我一溜烟地跑去，浑身不安。
大概我们去得久了，明伊不安地朝这边张望，看见我用那种劲头狂奔 立刻迎上来：
“出了什么事，”她紧张地问。
我很快地说了一遍。
她在我前面飞快地跑，跑得比我还快，我气喘喘地跑。
尚文定的家挤满了邻居，虽然都是低语，但仍然闹哄哄的。
明伊一进去，一把抱住她，悲切地喊了一声：“妈妈。”
有的邻居抹起了眼泪，明伊的情况他们知道，尚文定家的情况他们也知道，我听到一个男人嘟囔了一句，这都算是怎么一回事。
明伊呢，大概想起了自己杳无音讯的父母，又想到了她抱着的这个母亲的遭遇，压抑许久的没有亲人诉苦的心终于崩溃了，控制不住了，她抱着她不停地抽泣。
尚文定，这个在母亲眼里懂事、孝顺、从小就静悄悄没有声音的人，这会儿呆呆地坐在那儿，他一方面感到邻居们的关心和温暖，一方面想到自己的家怎么会变成这样，他这种发呆的状态，也许邻居们从小看惯了，但我不习惯，甚至觉得有点不对头，他眼神里没有任何思维的迹象，就像他坐在河堤上谈他童年孤寂时的眼光，看东西会一动不动，这会儿突然出现了，我震惊和害怕，再来个精神病怎么办，他还在魏庄插队呢，如果是这样，他既不能考大学，也不能招工，一个在农村，一个在上海，这怎么办，我很快掏出一支烟塞进他嘴里，为他点着，希望他还有理智，在大徐家第一次吃饭郑建国隔桌递一支烟给他，他表示尊敬地接了下来，抽了两口就咳起来，还笑着说，这烟还真不能抽，我希望他咳起来，他果然咳起来，清醒了过来，看着我盯着他的焦急的眼神，摆了摆手，我松了一口气，这时有人悄悄拍了我一下肩膀，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我母亲，大概晚了她找来了。
她和站在旁边的邻居一一打招呼，我们离得不远，也就十几分钟的路，大多数还是一个厂的，自从我和尚文定插队在一起，我母亲知道了他的情况，就经常过来走走，和那母亲说说话，看看她。
我母亲已和那个阿姨说过话，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尚文定和明伊看我母亲来了，站起来，我母亲示意他们不要客气，拉住明伊的手说：“别难过，会好的，懂吗，我来和她说说话，”明伊点点头，侧身让过，我母亲坐下，握住那母亲的手说：
“蒋树清啊，我来看你了，快过年了，儿子也回来了，东西都买好了。”
我母亲直呼其名，想必是很熟悉了，这也难怪，两个儿子在一个生产队插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一唠叨起来就没完没了，我母亲初中毕业，有文化，在我父母那一辈里不多，尤其是妇女，她喜欢看小说，尤其是那些成功女性的自传，改革开放后，成了琼瑶，金庸和宫廷剧迷，和我妹妹一起看，还动情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有时连饭都忘了做，弄得我父亲常常皱眉头。
蒋树清这个名字，在那母亲混乱的脑海里是遥远的，她年青时做的老师，此后学生，老师，邻居，认识的人都称她蒋老师，当了老师，蒋树青这三个字慢慢就离去了，成了她童年和少女时代的印记，就像那些有乳名的人，长大后那个名字成了他生命最初的印记，但不会忘记，熟识的人一喊，生命最初的时光就出现了，童年和少年，对于漫长的人生来说是短暂的，一闪而过，也是人生里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所以明伊的诗《清晨》里才会有这样的句子：
……
那无忧无虑的大海的波浪，
就像我少年时代的步履，
那海鸥点起的圈圈浪花，
就像彩虹中的莲花，
是我那时候的笑容
……
明伊长大后，不知什么时候去的海边，看着一线一线白色的海浪，想起了童年和少年，应该是少年，她姐弟俩搀着父母的手去过海边，捡过贝壳。
有时一首歌，一道季景，一张照片，或一件旧东西会使人回到往昔，蒋树清这三个字带动了她早年的记忆，她的眼光起了变化，那里面无数纷乱的念头像是乱云飞渡，或者不如说像大风中的云四处奔散，然后不见了，眼睛一片大雨后的清澈，美好的记忆挽救了她的心灵，那具死树一样的躯干有了生气。
大家松了一口气。
那阿姨看着明伊说：
“小妹妹啊，你就睡在这里吧，啊——。”
明伊听话地点点头。
她又说：
“我们这里的人都很和气的，都很要好，像一家人，时间长了就知道了，”她还说，我们这里的人家都有上山下乡的，现在都回来过年了，很热闹，会很开心的。
明伊感激地点点头
那天晚上，邻居们说了些安慰的话走了，明伊回去把带来的衣服拿过来，整理好，放在重新铺好的床头，屋里顿时有了有人的感觉，那母亲满脸开心地看着她做这一切，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世事真是不可测，最后会是这样的结果，不过这样也好，省得明伊和那阴沉沉的中年人打交道。
那天晚上我们还来得及去洗澡，年前，澡堂关得晚
第二天，晴空万里，我在家用开水烫洗衣服（母亲去上班，只能自己洗），明伊在尚文定家洗（也有虱子），邻居也有洗衣服的，拣菜的，和她说话拉呱，看上去很亲热，那母亲去菜场，喜洋洋地挎着满满一篮子菜回来，当然现在由尚文定结帐，我想应该是一笔糊涂帐，因为她可以随便拿的，营业员说，蒋老师啊，买这么多菜是不是儿子回来啦，是啊是啊，说好了要住一个月呢，那就是过好了年再回去啦，是啊是啊，今年过年有好多人呢。
下午，我们终于陪明伊去打听消息，是延安路一幢有黑色大铁门的老式办公楼，我们在马路对面等，我们看着她走进去，她去时脸上不再有那种阴霾，沉着许多，很奇怪，也许是心理作用，也许是那扇大铁门作的祟，我和尚文定突然异样地忐忑不安起来，生怕她在里面的那种不知什么的环境下又紧张地说不出话来，又胡思乱想地怕她听到坏消息会突然晕厥，我们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时间仿佛过得很慢，我现在倒不是希望有什么好消息坏消息的，而是希望她能安安全全进去平平安安出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焦虑地不停地踱步不停地抽烟，越到后面越不安，不停地朝那大铁门看，到最后盯住那大铁门看不愿离开，尚文定也是如此，想起明伊说的那种冷淡的眼光，真没想到这事这么折磨人，我后来明白我那种焦虑的情绪就是那时候起的，明伊应该更早一些，我们终于在嘀嗒嘀嗒声中心烦意乱地度过了漫长的一个小时，明伊出现在大铁门里，好好的，没有摇晃，没有惨白，没有跌跌撞撞，原来是自己吓自己的虚惊一场，松了一口气，可我们又开起了新的欲望的闸门，贪心不足地希望有好踃息，把那件事彻底摆脱掉，我们就这样一会儿担心一会儿希望地折磨自己，看着她进去，看着她出来，这件事缠上了我们。
可她脸色暗淡，我们奢望的心又冷下来，又担心起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出了大铁门，她小心地朝我们摆摆手，人行道上人多，不方便说话，上了公交车也是如此，回到她家后她才说没有什么消息，听到我插队两年多了，来打听父母的消息，才透露一点，说我们父母已不在上海，在外地的一个农场，因为问题没查清楚，所以还是不能见，她还说市领导的一个女儿也在我们那里插队落户，她问淮北苦不苦，她说她弟弟也在那儿插队，我说那是我们的邻县（李大民那个县），她说她弟弟变得沉默寡言了，有时候莫名其妙地会发火，搞得我们也阴郁起来，她问的话比我还多，她很不愉快，她还说别让我去问了，有事的话组织上知道上哪儿去找我，就这些，外面还有好多人等，有几个认识的，但不敢说话怕缠上什么意外，只是点一下头，她也不知道我父母的身体好不好，在那儿干什么，要不是我是插队落户的话，她也不会跟我说那么多话
明伊每次去总是希望着去失望着回来，这次也不例外，准备了那么长时间，担惊受怕地千里迢迢地来到上海，就听了那么几句话，真让人失望，又无处发泄，窝囊透了，就不能痛痛快来一下，拖也拖死了，想到童年和少年，她是那样阳光和朝气，现在竟成了这样，幸亏她还有灵性，不然真的要疯了，想想她和尚文定，真让人高兴不起来，可人总得往好的方面想。
“应该没有关系，”我下结论地说。
“我也这么想，”她说。
“不然就不会那么太平，”尚文定说。
“我也这么想，”明伊看着我们说。
“这不就好了，不用担心了，”我大声说，就怕她放不开地老想着。
“嘘——，”她脸色发白地阻止我，指了指门，我想起那个中年人，总觉得门外有他的眼睛，耳朵，无处不在，让人担心背后，幸亏明伊住到尚文定家去了，否则一天到晚担心他的眼睛，总有一天会变精神病，没病也被盯出病来，真想半夜敲敲他的门，然后逃掉，也让他心惊肉跳地过日子，不过我没敢说出来，要不她确实要担心了。
打听明伊父母的事情结束了，但这件事本身并没有结束，它还在明伊身上。
我长这么大，除了老师，还没向其他人鞠过躬，但我觉得我这次是在向人类的善良鞠躬，也是在向那位给我们找到书的阿姨鞠躬。
尚文定的母亲出来了，站在门廊，还是那件收腰的青色棉袄，围着白围巾，她的眼睛呆呆的，两手垂着，看她的神色，她的潜意识是儿子回来了，可她说不出话来，这么多年了，她一直在想离开她的人，现在一个回来了，那阿姨站在她的旁边。
“过两天一定来吃，”明伊和尚文定赶紧说。
“一定要来，过年也要来。”
“一定来，”他俩说。
尚文定家的门廊口，水池边，邻居们坐在小凳上，有的用塑料盆洗衣服，有的在拣菜，看见我们一惊，立刻迎上来，那个上次见过的阿姨说：
“哎哟，文定回来了，我去告诉你妈妈，”她在洗衣服，甩了甩手上的水匆匆进去了。
尚文定看见邻居们这么热心真挚，想到两年多来对母亲的照顾，想到我带去的那么多挂面牛肉酱，他放下行李站好，向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明伊也放下行李深深地鞠了一躬，我看他们这样连忙也鞠躬，可是扛着旅行袋忘了放下弄得不伦不类的，邻居们看我们这样，连忙说：“别这样，别这样，”他们也深受感动，有的还有了眼泪。
“哎呀，你们可回来了，这两天我一直在唠叨，你们总算回来了，快进屋快进屋！”
“妈妈好，”明伊和尚文定大大方方叫了一声，声音情真意切，那些教课书和草纸，以及每次去信都向他们问好，带给他们人与人之间朴素的关心和温暖，已在他们心里，成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他们无以什么东西来感激，那一声妈妈好，什么感情，什么感谢都包含在里面了。
“好，好，好，真不知怎么感谢你们一直照顾他，”我母亲被叫得眉开眼笑地说：“看见你们好好回来了，不知有多高兴，”我母亲竟抹起了眼泪，女人的眼泪真多，明伊的眼眶里也转着泪水，听我说：“别客气啦，快进去吧，我累死啦，”她看了我一眼（沒瞪我），那意思是这只猴子就是该死的猴子。
“那赶紧去吧，别洗脸了，到那儿洗让他母亲看着他洗，都两年多了，”我母亲说。
走的时候，我听母亲在跟那些诧异的邻居作解释，我听到他们说“噢”，是这样，多懂事，能想到做父母的，也真可怜，吃过苦的就是不一样，你看他们多亲热，是啊，是啊，我母亲说，我就喜欢看他们在一起，走来走去的。
“我们不在这里吃晚饭，我们商量好了，到尚文定家吃，他母亲一个人，吃了晚饭再去就很晚了，她要等很长时间的。”
我父亲“噢”了一声，表示理解，但没掩盖住他的失望。
我居住的那十几排两万户的弄堂口，马路边，比我早回来的知青站在那里拉呱说话，一看见我们，立刻惊喜地迎上来，抢过我们的行李，拥着我们回家，我向他们介绍明伊和尚文定，说是一个生产队的，他们立刻热情握手问候，都是同命运的人，非常亲热。
早有好事的女孩飞奔回去报信，我母亲显然是在那个公用的大厨房里，用围裙擦着手出来，一看见明伊和尚文定，这两个在车窗口见过面的和我一个生产队的人，我母亲有些激动，快步走上来，一把握住他俩的手说：
“爸爸坐，爸爸坐。”
“不客气，不客气，快坐快坐，记得你俩坐窗口的样子，一直没忘没，想不到是一个生产队的，一直想着能再见见面，他母亲一直在唠叨，这回回来了，就算到家了，好好说说话，我去买菜去”说完站起来，伸手向我母亲要钱，她端洗脸水进来。
我赶紧说：
我家挤满了邻居，我妹妹忙着拉椅子泡茶。
我那木讷的父亲一如往常般坐在桌旁低头沉思，一看见明伊和尚文定，竟欣喜地站起来，让他们坐桌旁，看我父亲这么热情，他俩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我们第二天下午到达上海，一出站，迎面吹来熟悉的风，冬天一阵阵穿过高楼大厦阴冷的风，出了车站，我们在广场上不禁打了几个寒颤。
我们坐不起出租车，扛着行李穿过拥挤的广场，横过一条条繁忙的马路，经过一个个灯火明亮的路边的商店，我们听到的都是上海话，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家乡话让我们既亲切又伤感，这座有过我们童年、少年，一部分青春的繁华城市，有着我们许多牵挂的城市，我们只能作为探亲的知青回来，口袋里空空的，没有能在这座城里生存的任何东西，钱、粮票、购粮证、户口本、住房证，而这座车水马龙的繁华大城市已离开我们，它也不了解我们这样的人。
我们步行了二十多分钟，又坐了三十多分钟公交车，穿过了热闹的市中心，终于到了我们大杨浦两层楼的工人新村群，看到成片的一排排红瓦的两万户，我们有些激动，也有伤感和惆怅，但激动多一些，明伊和尚文定快三年没回来了，贪婪地盯着这些搂房，这些伴随过他们童年和少年，他们背着书包进进出出的楼房，他们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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