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显出了晴空万里，那无边无际的蓝色非常壮观，早晨殷红的太阳缓缓升上天空，照耀大地。早饭后，凝望天空的队长兴奋地下令打场，他忙着让劳力上场挑垛晒麦子。麦子垛在场上快一个星期了，如果漏过雨，里面捂热了，会出芽，一年的辛苦全没了。我们依旧看杨槐林，但是不一会儿，我们被队长从河堤上叫到场上，一人给了一条麻绳，我们也可以参加打场。打场是我插队六年干得最多的活，体会颇深，这是第一次上场。
打场，太阳越毒辣越好。铺在场上厚厚的麦子才能被烈日晒干晒透。晒干的麦子被碌碡（像压路机前面巨大的滚石，只不过比它小，动力是人力或畜力）一压，麦秸在底下“噼呖叭啦”响，麦粒就一遍又一遍地被挤出来。魏庄的打麦场在庄西头，篮球场般大小，三面是无边无际的田野，一面有高高的坑烟房，几棵树。明伊和翠花她们四个一组（有两个没出嫁，都是年青女子），我和尚文定配上一个叫“大气子”的，“大气子”十五六岁，有点智障，个头比我高。他硬要和我们两个男蛮子一组。他胖胖的，看人时会先对你笑，然后头慢慢地垂向一边，再笑，那天被喊魂的“小来子”是他的弟弟。大气子小时候发高烧，没钱看病，他母亲喊魂没喊好烧坏了一点脑子，他的智力就停在他那个童年的年代了。他每次都挑最大的碌碡拉，这样好受大人们夸奖，你说他上（方言：好的意思），他会笑得连你也开心地大笑起来，他每次来拉碌碡都会提一个小瓦罐，用它来提场边桑树下的井水喝，他总是先递给我们喝，他也挣工分养活自己。
我和尚文定学老乡样，光膀子、赤脚、穿短裤，压碎的麦屑和麦芒会钻进衣裤，非常痒。牛和驴拉的碌碡在我们旁边，它们腚后会挂一个筐来接粪（它们可不管，一边走一边拉屎），有的时候由场边的人接，听见叫：“要拉屎了”，赶紧跑过来用粪筐或木锨接，尿就接不住了，一路欢快地撒在麦子上。
夏日的太阳无遮无挡地当头照着，绳子勒紧肩头，我们在齐膝深的麦场里一圈一圈地拉，如果你偷懒，走得慢，同组的人不停步，碌碡的木框就会冲上来撞你脚，逼你走得快，几圈下来浑身是汗，扬起的麦屑和麦芒又粘在出汗的脸上，光着的身上，搞得浑身刺痒，我们不停地抹汗，不停地拉，我们根本不是“大气子”的对手，他笑呵呵地大步流星地走着，还有好事的明伊那组的年青女子给他鼓劲打气，自己一组却照顾着明伊，看到我们手忙脚乱的样子，她们一阵阵哄笑。有一次我们连人带碌碡慌乱地冲进场边的沟里，她们就停下来哄笑。原来劳动也可以捉弄人啊。对于这个我一点也不介意，看到沟里散了架的碌碡竖在那里，自己也觉得挺可笑的，这么简单的劳动都弄得狼狈不堪的，人家怎么会不笑呢，但让我气馁的是，天上早已飞着飞机，地上早已跑着火车，我们还在低头拉碌碡，拉晕了真不知自己在哪年哪月哪个时代了，因为只看见前面那组的碌碡、麦子、脚，这种劳动的苦不在于单调地一圈一圈地拉，不在于毒辣的太阳和你的汗流夹背，以及肩上的深深的红印子，而在于抬起头来看不到希望，没了希望，我们这么一圈一圈地拉就跟磨房里的驴一样，这是做人的痛苦，没有希望的痛苦，在当时我并不明白，人是要有希望的，而希望是要靠自己确立的，那就是理想和目标，即使那些都没有，也应該有指导自己生活的思想，那时候我都没有，而且还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所以我很沮丧和痛苦。
我们就在蓝天下，太阳下，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一个小，两个小时地拉，要把麦子尽快打下来，那些辛苦种入大地长出来的果实，还要辛苦打下来才会成为人的粮食。直到太阳稍微过了点正晌午，队长才下令收工，好的是我们回去不用做午饭，队长的老婆已做好，那一碗碗只放了点盐的清水面条，我们三个像灌琼浆玉液似地灌了下去，使我想起我们来时，那女知青一气喝三大碗玉米稀饭的情景。
吃过午饭又去拉，一圈一圈地拉到太阳快到西边的地平线上了，才收绳喝水，然后把压得又扁又滑的麦秸叉到场边垛起来，明天再压一遍才能打尽。和麦屑混在一起的麦粒，扫到场中央堆起来，扫过后的打麦场又干净又平整，白白的，我和尚文定累得四仰八叉地躺下来，明伊随妇女回家学做饭了，男劳力则坐在场边的树下抽烟，拉呱，等风扬场，有人喊起风了，得赶紧起来。
扬场用的是长柄木锨，鍁头是略向上越翘的五合板，很轻，先是一人小扬一锨试风，然后是正式杨场。四五个晒得乌黑的壮劳力半围着麦堆，精壮的肌肉在夕阳下闪光，他们你一锨我一锨地弯腰、抄麦、抬头、扬锨、一顿、“哗”地一声，麦粒成扇面滑向天空，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夕阳、麦粒、劳动的农民，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晚景，可惜没人画他们写他们，那个时候各方面的人都活得很艰辛。
麦粒在晚风中徐徐落下，麦屑被风吹走了，飘到了场外的路上。我们把扬干净的麦粒扫成堆，然后一笆斗（约六十斤）一笆斗地扛到场边的炕房里，拢成堆，用巴掌宽一点的苇席螺旋向上围好，保管员来了，用大木印在上面盖上“验讫”两字，夕阳下沉，西边的地平线上残留着殷红的霞光，我们拎着绳子回庄，一天的劳动结束了，也是十个工分，午季的工分一个四厘钱。
晚饭后，队长笑着递给我们三*分条，上面写着“拾分”，盖着记工员的章。这是我们第一次劳动，用红白棍赶孩子，挣了“拾分”，他还说你们是上级派来的人，他们可不敢打。看来庄里的人挨过打，所以没人愿意看杨槐林，挨了打，还得罪左村右庄的人。
第三天中午，天要晴了，我们在河堤上看到大块大块的黑云，被大风从这一极吹向那一极，低低地在河堤上飞驰而过，这风刮了整整一夜。
说我乌鸦嘴，还是破的，不许人家讲讲感受啊，真是的。
“是啊，土墙很厚，”尚文定说；“今后是我们三个人的家了，也不知其他知青如何，”这个应声虫就会和着她，其实我知道他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
按队长的布置，散会后，十来个壮劳力带来工具，等最后一遍麦子磨完，他们光起膀子移磨的移磨、和泥的和泥、除驴屎的除驴屎、堵门窗的堵门窗，喊着“嗨哟，嗨哟”的号子，忙得满头大汗。
队长说的沱河在庄后，从牛屋旁出去，穿过长长的自留地，上了高高的河堤就看到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站在沱河边，我们有点激动，可它和我们想象的风光旖旎的江南细小的弯来弯去的河完全是两回事，它不是让你欣赏感叹的，它是大地为了抵抗天上铺天盖地的雨水，自己划出的一条印痕，让汹涌的洪水奔腾入海。它是一条荒凉的河，堤与堤之间约有两百米，堤下是宽阔的泄洪坡道，再过去是一陡到底的河床，中间有一条很深的沟（当地叫‘龙沟’），三四米宽，还没到汛期，上游的洪水还没有泻下来，龙沟里的水很浅，缓缓流着，里面挤满了水草，密密麻麻的叶尖全指着下游的方向，看它们的样儿，仿佛要到下游去生活一样。龙沟两边的土被水冲涮出一层层坚硬的砂礓石，里面没有螃蟹洞，南方的这种东西在这儿活不了，河坡上到处是坚硬的茅草，连割草的孩子都不来（牛不吃这种草），这儿看不到一个人影，听不到一点声音，只有河堤上茂密的样槐林在荒凉中“飒飒”地响，到了夏汛，河床和坡道涨满了水，浑厚的水“哗哗”地急流而下，那沉重的声音，几里外，白天和黑夜都能听见，到了冬天，水干了，光秃秃的杨槐林在北风中彻夜地哀嚎，就是这样一条荒凉的河，常常兰萦绕在我梦中。
那天，我们在近两里长的河堤上赶过两次孩子，他们一看见拿着红白棍的我们就躲得远远的，喊着：“蛮子、蛮子”明伊看孩子们可怜，还了袋子，整个夏天，孩子们和妇女们再也没来过。魏庄是个小庄子，周围的人经常来偷庄稼，魏庄的人只能忍着。
傍晚我们把收缴的杨槐叶交给仓库保管员，约百十斤，他说晒干了能卖七八毛钱，还说午季（夏天收麦子的季节），一个壮劳力一天挣十个工分，才四分钱。
“知道了就好，就这么定了，通过了，散会，”队长说。
大概一早的领导班子会上，大家不同意光吃队长一家的菜，所以成了全村的菜园子。而我们呢，也就“大蛮子”，“女蛮子”，“小蛮子”地被介绍给了全村的人，成了魏庄上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插队落户从盖下大红印章到现在，总算尘埃落定了，或者说我们插队落户生活的序幕已落下，要拉开劳动和习惯这里的一切规章制度，以及这里一切日月星晨的新帷幕，但第一步是要有住的地方，可队长说的磨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磨屋在村子中央，向西，门口是一小块空地，以前是院子，北面是仓库和牛屋，南面是生产队的大粪池（十来米长，三四米宽，深浅看不出，满了），牛粪啦、驴屎啦、吃剩的草料啦、全往里倒。磨屋先前是地主的偏屋。据说他老婆就自缢在里面，后来锄地时，从妇女们窃窃低语中，听到说我小蛮子胆子大，敢一个人在磨屋里睡，被我缠得不行（我非要弄清楚，为什么我胆子大），她们支支吾吾地说我屋里有一个没下巴的女鬼，那是她的屋子，原来是鬼屋啊，吓得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在屋里睡，即使白天也不行，队长气得把她们骂了三天，说把小蛮子吓死了，看你们怎么哭，怎么想吧。可她们根本不当一回事，看见我就笑，仿佛这就是她们希望的结果。明伊和尚文定没事也笑我，说我这么大了还怕鬼。
翠花牵驴出来，让我们离得远一点，说这家伙真的想踢我们呢。
看他们这样忙，我们想上去帮忙，被过来的队长赶开了，他说这不是我们干的活，他让一起来的仓库保管员开了旁边仓库的门，里面没有粮食，放着一些筐啊、筛子啊、木锨啊、犁啊、套牛的绳索等农具。门前一块空地，干干净净，队长说这是放新麦的，可老天一直下雨，割下的麦子只能眼睁睁看它垛在场上。队长从仓库昏暗的角落里抽出三根落满灰尘的“红白棍”，一头红色，一头白色（有点像〈水浒〉里的‘水火棍’，我觉得很好玩，拿在手里甩来甩去），他说这是66年时做的，红的拿在自己手里，他说俺庄的坏人66年以前就死光了，所以一直闲着。他让我们拿了红白棍到沱河的堤上去看洋槐林，那叶子晒干了能卖钱，是庄里唯一的现金来源，附近庄里的人年年来偷，一点办法也没有。明伊看到红白棍一下子脸变了色，仿佛她那心底里的黑暗涌了上来，黑压压伊侵吞了她的脸。我知道她心底里有事，但一直猜不着是什么，尚文定知道，他轻轻地说：“走吧。”
“我们要和蜈蚣蝎子住在一起了，还有驴屎。”我看着破房子说；“也不知哪天打雷下雨就塌了。”
“你那破乌鸦嘴就不能预言点好事，”明伊瞪了我一眼说；“修好了怎么会塌，这里是我们的家了。”
“这三个上海来的‘蛮子’（南方人），我们开会要下了，自留地不给，队里养着，房子哪，把队里的磨房腾出来，菜哪，全村的菜园子就是他们的菜园子。现在哪，暂时住在我家里，吃在我家里，大家看看……。”
“好啦，好啦，我们都知道啦，”一个青年女子说。就是昨天在门口奶孩子的那个青年女子，阳光下她包着蓝头巾，挎着簸箕，显得干净利落。
“它讨厌你们蛮子呢，它知道你们要赶它跑了，它精得很，”看磨的就是那个奶孩子的青年妇女，叫翠花，其实她和明伊差不多大，最多二十，乡下的风俗是早婚，所以她有了孩子，她笑着告诉我们。
石磨下的地面被驴踩得坑坑洼洼的，像一圈宽宽的车辙，里面积着发黄的驴尿，还往外淌，连它自己走着走着不小心还打滑，而驴屎呢，在屋子两头靠墙堆着，一直堆到天花板，驴屎是圆的，有的滚了下来，散了开来，散发着它的酸臭味；屋里还有一同股磨开的麦香味，翠花说，这是队长家的，是磨给我们吃的。
这房子让人失望，与田野和溪边带风车的磨房完全是两回事，没一点浪漫。
磨屋南北长十来米，东西宽三四米，土墙，低矮，光线暗，那几十年没修缮过的盛满风雨的茅草顶，仿佛已承受不住岁月的重压，整个地凹了下去，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坑洼，长着杂草和青苔，雨后潮湿得发黑，剥落的墙根也长满了青苔，蚂蚁和蜈蚣爬进爬出，因为是老屋，墙缝里还有蝎子，它们隐藏在里面，土墙很厚，真是一间可怕的屋子，为了进出的方便和通风，它前前后后开了四扇门，六扇窗，窗子大的惊人，一抬腿就上去了，走进走出很方便；屋檐很低，进门得低头，整个儿看来，它就像一个长长的低矮的破旧的四面镂空了的土笼子，一副风雨飘摇的残败相。
散了会，我们去看的时候正是那个样儿。屋里一头驴在拉磨，为了防它偷吃，给它戴上了布眼罩和藤嘴笼，它一片漆黑地一圈一圈拉，听见生人，它昂起头，难听地“昂恩昂恩”地叫，一边走还一边拉屎。
那天晚上，我们睡得很踏实，队长不会赶我们走了，虽说明天还要开生产队大会，但事情似乎已经定下来了，于是安下来的心，战胜了两天来旅途的劳顿和事情的变化无常，我们沉沉入睡了。
第二天上午，全村大开会，地还潮湿，不能下地干活，男女老少几乎都来了。六七十个人在沟北一排茅屋前的菜地旁、路旁、树下聚集着。男人们或蹲或站地抽烟说话；女人们三三两两地东一堆西一堆地凑在一起，一边纳鞋底，一边说话，还时不时地瞅我们一眼。我们站在这个会场的中央亮相着，让他们瞅着，看着；这三个大城市来的南方人，在她们的眼里从头到下是奇异的，怪异的，小孩们在我们三个的空隙里钻来钻去，嘻嘻哈哈地追着玩，那些猪啊、牛啊、驴啊、也凑热闹似地时不时地“哼”声、“哞”两声，“昂嗯昂嗯”地叫两声，一派乡村景色。
队长在我们旁边站起来（那地方的人都喜欢蹲着，队长更甚），要说话了，其实这个会不开也行，全知道了，领导班子一早开过会了，可队长还是说（这是对全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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