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人看我们停了下来，转过脸来问：
“你们怎么啦。”
“看脚印。”
“看脚印？”
看他们一脸茫然的样子，我只好走过去。对他们说了那句普希金的诗。看着那一行长长的脚印，大家都沉默了。
我旁边的一个女生，比我大五岁，个头也很高，穿粉红色的“的确凉”衬衫，鹅蛋脸有点雀斑，但依然一漂亮。她故意把那漂亮的脸蛋歪过来，像鹦鹉看人似地看着我说：
“连这么小的人也会小资情调啊，”接着又装出笑容可鞠的样子说；“巧克力吃吗？”
“拿来！”我说。
她的揶揄，我的不客气，引起了大家的哄笑，气氛活跃起来。
“好，好诗，值得吃，”她说，她也扛着旅行袋，用另一只手从斜挎的包里摸出一盒巧克力让大家自己拿，并提议休息。领队赶紧阻止：
“不行不行，这才走几里地啊，”他也拿了一颗，边吃边说；“到前面小桥休息，”还说；“啥子巧克力啊，软绵绵的，甜不拉叽的，还没吃就化了，”他对巧克力的这种评价，又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因为这有点像猪八戒吃人参果，没吃出味，就到肚子里去了。气氛越来越活跃。
我们盼望着的小桥，实际上是土路下的一个涵管洞，使得路面有了一个大隆坡，上面稍微平坦一点，两边有膝盖高的护堤，这与江南秀气的小桥，完全是两回事，但在少水的北方，在无边无际的平原里，有这么一座隆起的小桥，也增添了诗情画意，也是这条土路上的唯一地标，我们才走了五里地，离目的地还远着哪。
我们在桥上歇着，雨水在桥下潺潺流过，路两边是水沟，四面是无边无际的田野，知青们在桥下洗脸，洗手，洗脚，有的边洗边哼刚学会的《知青之歌》。我洗手的时候，对面的水边有几只指甲般大小的癞蛤蟆，一蹦一蹦的，我赶紧去逮，连裤腿都忘了挽，它们惊得沿坡跳上沟沿。我紧跟着。
“你要干什么，”明伊在桥上喊。
“逮癞蛤蟆。”
“逮癞蛤蟆干什么！快回来！“
“别踩地，”领队焦急地喊；“要骂八辈子的。”
雨后的地不能踩，这个我知道。
我在沟沿上弯腰跟着，一个空心掌盖住一个，攥在手心里，它在里面用小蹼趾蹬腿扒脚的，还撒了一泡尿。我刚起身，看见田埂边的草丛里有几支蒲公英，绿盈盈的花葶上有晶亮的小水珠，那是昨晚雨后留下的。我折了一支。
我家后面穿过菜市场就是农田，那时候我小，刚从市中心搬到郊区，搬进两万户新居，有一回母亲携我同行，看见田边的蒲公英说，她老家在苏州乡下的香巷，那儿有许多蒲公英，她说蒲公英一生下来就是要离开家乡的。我现在想起了菜市场，想起了农田，想起了母亲。
回到桥上，刚洗好脚的拎着鞋的巧克力女挤到我和明伊旁边，探头说：
“快给我看，逮到了什么。”
我手一摊，那小东西伏在我掌心里，大概吓懵了，眨了眨眼，才一蹦逃走了。
“真好玩，咦，那不是蒲公英吗？”
“是啊，我家后面有许多蒲公英。”
“你想家了？”
“是啊，我母亲说我们插队落户的人像蒲公英。”
“插队落户的人像蒲公英？”
“是啊，我母亲说，蒲公英一生下来就是要离开家乡的。”
旁边人都一愣，过了一会儿巧克力女说：
“说得真好。”
“给你吧，谢谢你的巧克力。”
“不啦，我要采自己的蒲公英。”
“这不就是蒲公英吗，田里到到处都是，”领队以说；“你们城里人就是怪，连糖果都是软不拉叽的。”
我把蒲公英给明伊，她看了良久，给了尚文定，他拿着，仿佛想起了什么，有很重的心事。
桥的护堤，先前坐的人铺着报刊杂志，我们三个坐下。
“你母亲挺喜欢你的，”明伊说。
“是啊。”
“你确实讨人喜欢，”说着，她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
他俩确实有心事，不仅仅是牵挂，还有别的什么，我不想打挠他们的静思，也看着无边无际的平原，平原很静，并没因为我们出现而有什么两样。
我们在洗手洗脚的时候，领队把腰鼓搁在一旁，坐上桥堤，架起腿，一边抽着我们递给他的烟，一边说起了自己的事。他说59年那会儿，他是社里的干部，犯了错，下来了，后来农村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但都克服了，挺过来了，你看现在又是绿油油地一片。他抽着烟，悠然自得地说。
看着那一片绿油油的田地，没想到还有那样的故事呢。
他还说他喜欢喝酒，昨天没能来接你们就是喝醉了。
实际上他是嗜酒，看他黄浊的眼就知道了。
半个小时后，领队背起腰鼓“咚咚”地敲了两下，那是号角。我们又扛起行李跟着他走了。
初夏炽灼的太阳早已升起，晴空万里，无遮无挡地照耀着大地，到了中午，蔚蓝的天空抵挡不住太阳，被烧烤成一片刺眼的白色，整个穹隆烧烤着大地，烧烤着我们，雨后的田野，土路，水沟，到处热气腾腾，我们走得汗流夹背，闷热难忍，稀稀拉拉的队伍越拉越长。领队也是满头大汗，他忙前忙后地替女知青扛行李。他的腰鼓早让我背了。他还在队伍头里领着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歌，来鼓励我们，硬带着我们往前走。然而，可怜的女知青哪有赤着脚扛着行李走几个小时路的，都走得东倒西歪的。看他满头大汗的样儿，他肯定没想到这二十多里地的路，他自己也会怎走得那么辛苦。
我们就这样走啊盼啊，天边终于出现一溜黑黑的影子，终于远远地看出那是一个庄子，看出是树林，看出里面的屋子。走过一个塌了边的涵洞桥，领队说到了（其实还有一里地）。我们经过青砖蓝瓦的食品站（后来我知道那是国家收购生猪的站点，也是四邻八乡来买猪肉的站点，逢集了，猪肉半片半片地挂在像学校单杠一样的架子上卖），经过土围墙的粮站（缴公粮和卖粮食的地方），对面是杂货店、农具店、布店。领队要我敲腰鼓，他扛着女知青的行李。我把鞋挂在脖子上，腾出手来“咚咚”地不懂节奏地乱敲一气。
远远地巷口拥出一群人来，领头的是大队书记，后面是队长们。他们早等得心焦了，原本两个多小时的二十多里路，我们走了七八个小时。听见鼓声他们都拥了出来，大队书记和队长们快步迎上来，队长们也不管我们是哪个小队的，把行李都接了过去，我们一下子轻松了许多，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大队部也是个院子，比公社的可小多了，四面是土墙茅屋，当中是一棵墨绿深深的椿树（我看不出它的年龄），它仿佛把整个阳光都吸进去了，长得又粗又壮，高大的树冠把整个院子都遮住了，仿佛这是它一个人的地方，夏日里凉风习习，但光线较暗，四面厚厚的土墙上紧紧地趴满了青苔，看样儿是不想离开那儿了，而且潮湿。三十多个知青只有七个男的，加上队长们，院子里挤得满满的。
我们又在院子里洗脸喝井水，也同样的涩，也没给我们准备饭菜，一路过来，我们还没吃午饭呢。
大队书记一看就知道是个厚道老实的农民，中年人，白褂，黑裤，再加上黑黑的脸。他没有说欢迎之类的话，只是一个劲地致谦说，没想到我们有这么多的行李，不然早就让队长们去扛了，还说大队没钱招待我们，不过和队长们说好了，到队里就吃。我早就饿了，已是下午三点多了，又赶了那么多的路，都盼望着快点到生产队，好吃上饭，躺到床上歇歇，但又不能催，一切都得听安排，反正越来越近了。
我拿烟给队长们和大队书记，他客气地双手接过烟说：“你是跟他们来玩的吧，”说得知青们都笑起来，巧克力女凑过来说，他就是来玩的，说得自己也大笑起来。
领队过来，一边接烟一边说：“这是个小捣蛋，好玩着哪，逮癞蛤蟆，折蒲公英，还喊我糊酒瓶。”
大队书记笑着说：“这倒蛮形象的，你喜酒，又常误事，不过，不能说他捣蛋，这么小就离家了，家里担着心呢。”
十几个队长问东问西地找到自己的知青后，说说笑笑地歇了一会儿，就把他们接走了。
巧克力女临走时过来和我们三个道别，说她们小队离大队最近，只有二里地，“来玩啊，”她挥挥手说，还跟我眨眨眼，然后跟着她们的队长走了。
院子里只剩我们三个时，大队书记看着我们说：
“是魏庄的吧。”
我们点点头。
“实在对不起，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你们的队长不要你们，”他不好意思地干咳了两声。
我们愣在那儿，面面相觑。这实在是没想到的，白天黑夜地，哭哭啼啼地，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没人要。
“那咋办，”我傻呼呼地问。
领队刚洗好脸，拿着毛巾说：“他那个熊样（指我们队长），到现在还是那个死脑筋，这会儿是毛主席老人家发的话，谁还敢顶，我看他欠挨（打的意思）。”
大队书记没搭他的话，低着头商量似地说：“你看，你先把他们带过去，反正是你们西北联防的，顺路，带过去看看，实在不行……。”
“甭动俺队脑筋，”领队打断他的话说：“你看啊，我们队四个女知青都带走了，他就仨，还有两个男的。”
“好啦，好啦，我知道，你孬好是个大队干部，总得做做工作吧。”
“好，我带过去，不行再带回来。”
大队书记连忙摇著双手说：“那可不行，大队今天没人，你得让他们在你家里吃饭，过夜，明天再带过来。”
“行、行、行。”
他倒是蛮好说话的，怎么就没分到他的队里。
她又好气又好笑，仿佛刚发现了我的一点才能，又没有了。她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我，仿佛是，我是怪物。我倒觉得没什么，老师都用这种眼神看我。
“他是不背诗的，是用心来感受的，感到了，就记住了，”尚文定说。他才是一个奇怪的静默的动物，但会说话。恍惚中，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怪物，要不怎么命运会把我们扔在一起呢。
这是真是一个寂静的、荒凉的、原始的地方。唯一能看到就是我们身后的一行脚印，留在这陌生的土地上。我突然想起普希金的一首诗：
在那人迹罕至的地方，
有一行陌生的脚印。
“没有了，就这一句。”
“没有了？就这一句？”
“是啊，就这一句。”
“我是河南大队的，”他又朝屋子里喊；“我叫胡九平，是来接你们的，快洗脸吃饭，雨后得赶早路，太阳升起来可不得了。”
他一个人来的，后面没有什么马车牛车的，二十多里地我们得步行。
早饭依旧是稀饭馒头，菜只有一个香葱炒豆芽，没有辣椒，非常可口，菜都吃完了，馒头和稀饭也比昨天吃得多，似乎有力气赶路了。
他写得太好了，我叫住明伊和尚文定，让他们看那行脚印。从他们凝望的稳重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种深沉，一种灵魂深处的深沉，体会着诗人当时的心情。
“普希金的诗你记住多少，”明伊问。
尚文定扛我的大旅行袋，明伊扛我的小旅行袋，一路过来他们几乎不跟我说话，我只能像个小弟弟似地拎着三双鞋，跟着他们，他们不愿走前面，也不愿挤在人堆里，我们落在最后。
雨后的清晨，吸足水的平原，一片寂静，没有人影，四下里望出去，无边无际的轻曼的白色晨霭，一缕缕，一团团，轻盈地飘浮在田野和小径上，也萦绕着我们的脚，我们像在云端里，微风吹来，带来了雨后田野里清新的气息，清香扑鼻，远远传来了“咕噜，咕噜”的鸟叫声，像在梦幻里。
我们一下子坐起来。
他退到院子里。
出了公社是庄口，一条土大路伸向远方。
领队停了下来，后面稀稀拉拉的队伍拉得很长。他舞动胳膊敲起腰鼓“咚咚咚”的鼓声像是召唤，像军号在召唤我们。我们加快了脚步，待全部集结，他要我们脱鞋赤脚走，说是庄外的泥干净，不烂脚，也不用踩着脚印走，很自由。我们立刻照办，散开来走，自由多了。
女知青们大概第一次赤脚，那雪白的脚，那褐色的凉凉的稀泥从她们脚丫缝里往上挤时，她们又惊奇，又好玩地看着，“哎呀，哎呀”地叫着，笑着，还故意住稀泥里踩。
公社书记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口，我们向他挥手告别，他也向我们挥手。
胡九平扬起鼓棒“咚咚咚”地敲起来，红绸带随着他的手势上下翻飞，他的胳膊长，倒是蛮好看的。他领头，要我们踩着他的脚印走，雨后的街上到处是发黑的稀泥，没到脚踝，除非你想重新开一条路，又不怕沤脚（烂脚）。我们贴着街边走。三十多个大城市的知青扛着行李，东摇西摆地踩着前面人的脚印，一长溜地跟在他后面，像踩钢丝地小心往前走，这个上山下乡的镜头倒值得一看。
第二天清晨 天刚亮，我们就被叫醒。
一个男人站在门口，又高又瘦，赤脚、叉腿、挎着腰鼓站在那儿，手拿两支鼓棒，上面系着红绸带，裤腿挽得老高：
“起来啦，起来啦，”他大声喊，声音有点嘶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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